电影和收音机，还有电视，丝毫没有取代书，除了那些书“毫无损失地”丢掉了的用途。
在某个特定时刻，人类发明了书写。我们可以把书写视为手的延伸，这样一来，书写就是近乎天然的。它是直接与身体相连的交流技术。你一旦发明了它，就不可能再放弃它。这就好比发明轮子一般。今天的轮子与史前的轮子一模一样。相比之下，我们的现代发明，电影、收音机、网络，都不是天然的。
书就如勺子、斧头、轮子或剪刀，一经造出，就不可能有进一步改善。你不能把一把勺子做得更像勺子。书多方证明了自身，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比书更适于实现书的用途。也许书的组成部分将有所演变，也许书不再是纸质的书。但书终将是书。
想想2006年7月纽约那次电力大故障吧。假设范围扩大，时间延长。没有电，一切都会消失，无可弥补。反过来，当人类的一切视听遗产都消失了，我们还可以在白天读书，在夜里点根蜡烛继续。20世纪让图像自己动起来，有自己的历史，并带有录音——只不过，我们的载体依然极不可靠。
书写载体多种多样，石碑、长板、锦帛。书写本身也多种多样。然而，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是载体，更是这些残章断篇所传达的信息，从某个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古代流传而来。
科技更新的速度迫使我们以一种难以忍受的节奏不断重建我们的思维习惯。每两年必须更新一次电脑，因为这些机器就是这么设计生产出来的：过时到了一定期限，维修比直接替换更昂贵。每种新科技都要求人们更新思维模式，不断作出新的努力，而更新的周期也越来越短。母鸡可是花了将近一个世纪才学会不去过街。它们最终适应了新的街道交通状况。但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们处于运动、变化、更新和转瞬即逝之中，矛盾的是，我们的时代却是一个越来越长寿的时代。
一位历史学家也许可以查出滑铁卢战役所有参战者的姓名，但中学和大学不会教这些，因为这样的细节没有必要，甚至可能很危险。
知识塞满我们的脑袋，却不总是有用。认识则是把一种知识转化为生活经验。也许我们可以把不断更新知识这个任务交给机器，而把精力集中在认识之上。我们只剩下智慧——多么轻松！
一种文化若不懂得过滤过去几个世纪的遗产，就会让人想到博尔赫斯在《博闻强记的福内斯》中的人物福内斯，那个能记住一切的记忆专家。这恰恰与文化背道而驰。文化是所有从此消失的书和其他物件的墓园。
夏多布里昂的《墓中回忆录》一开始是秘密写的，在他生前只发表一小部分，而且是很久以后。当时给他带来荣誉的小说如今都不堪卒读。这是一个过滤的奇特例子：他为众多读者写的东西被我们丢开，他单独为自己写下的作品，却让我们心醉神迷。
现在有一种葡萄酒，就是“没过滤的”。它保留了所有残渣，有时带来一种非常独特的风味，一经过滤就被去除。也许，我们在学校里品尝了一种过度过滤的文学，以至于丧失了这种不纯粹的风味。
一个作家若想避免被过滤，那么他最好联合、参与某个小群体，而不要保持孤立。莎士比亚之谜在于，人们不能明白，为何单单一个演员就能创造出如此天才的作品。
透过书的历史，我们可以重建文明的历史。对于“书的宗教”来说，书不仅是海纳一切的容器，更是一只“广角镜头”，透过镜头我们可以观察一切，讲述一切，甚至决定一切。书是人类的起点和终点，是世界的场景，乃至世界的末日。
基尔歇的学问触及那个时代的一切认知领域。我们甚至可以说，早在网络产生以前，基尔歇就是某种形式的网络。他无所不知，而在他的知识里，一半正确，另一半则是谬误或空想——这种比例似乎接近我们在电脑屏幕上的搜索结果。
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提起至少二十部悲剧，我们今天对它们一无所知。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只有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流传下来？它们最好、最值得流传后世吗？或者它们的作者费尽心思，以便取得同时代人的认可并淘汰其他竞争者，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到的那些作者，而历史本该记住这些人的名字？
达芬奇画过比这个更美的作品，比如《岩间圣母》和《抱白貂的女子》。但《蒙娜丽莎》得到了更多的诠释，这些诠释犹如沉积层，和时光一起沉淀在画里，并改变了画作本身。
我们不要指望摆脱那些虚假、错误的书籍，甚至那些完全愚蠢的书籍。它们将如忠实的影子，追随我们直到最后一刻，毫不欺瞒地讲述我们曾经是——尤其我们现在还是——热情、固执但毫无顾忌的探索者。
从前玄奘要穿越西域，前往天竺取经，欧洲中古学者为了意大利修道院里的一卷珍本，要横穿英吉利海峡，越过阿尔卑斯山；如今，网络在弹指之间提供了近乎无穷的阅读可能。古人在抄写经文时会小心翼翼地依样照抄前人笔误，手抄本上的一个笔误也会得到膜拜；如今人们一边怀疑着网络上未加分辨和过滤的信息，一边又随时随地有条件添上新的信息。这是人类的进步还是退步呢？无论如何，谬误和愚蠢像影子一般忠实地追随着我们。但有一点大概可以确定，网络与书籍并不是非对立不可。
我们通过艾提乌斯的作品了解了前苏格拉底哲人的不少残篇，艾提乌斯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只需读一读他的笔记就清楚了。因此，我们大可怀疑他的记载是否忠于前苏格拉底哲人们的精神。还有恺撒笔下的高卢人、塔西陀笔下的日耳曼人，我们多少了解这些民族，恰恰是借助他们的敌人的记载。
我们对过去的认知往往来自书本，因此也就归功于傻子、呆子和狂热的敌人。仿佛过去的痕迹完全消失，要重建过去，只能借助这些文学疯子的作品，这些不可信的天才。
我们当年发现了亚述人最早的图书馆，但对楔形文字一无所知。人类始终面临丢失和毁灭的问题。挽救什么？传达什么？如何传达？如何确保今天使用的语言能在明天、后天依然被理解？一种文明若不向自身提出这个问题将是不可想象的。
这是愚昧史上的另一篇章。“也许是我理解力有限，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花三十页的篇幅描述一个人在床上辗转难眠”——这是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的第一份阅读报告。对《白鲸》：“这类作品很难有机会吸引年轻读者。”对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先生，您把您的小说埋藏在一堆杂乱的细节之中，这些细节虽然描写得不错，却纯属多余。”对艾米莉•狄金森：“您押的韵全错了。”对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在美国根本卖不动一本动物故事书。”
我们对书总是有一种崇高的理念，我们自愿将书神圣化。然而，事实上，只要认真观察我们的书架，就会发现有相当惊人的一部分书出自毫无才华的人之手，要不就是傻瓜或疯子。
人类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造物。他发现火，建就城市，创作美妙诗篇，解释世界万物，创造神话形象，等等。然而，与此同时，他从未停止与同类战争，铸下大错，毁坏环境。在高等心智与低级愚蠢之间的平衡，最终形成某种近乎不好不坏的结果。因此，当我们决定谈论愚蠢，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在向人类这一半天才、半愚昧的造物致敬。
为什么只关注智慧、杰作和精神丰碑的历史？在我们看来，福楼拜所珍视的人类的愚蠢要普遍得多，这是显而易见的。愚蠢更丰富多产，更具启发性，在某种意义上，更公正。
比如古罗马人想出来的“除名毁忆”之刑。“除名毁忆”由元老院投票表决，判处某人在死后处于默默无闻和彻底遗忘之中，也就是将他从官方名录中删除，销毁他在公共场所的雕像，或将他的出生日宣布为凶日。话说回来，在斯大林时代，人们也干过类似的事，把某个被放逐或遭暗杀的领导人从照片里抹掉。今天要想让某个人从某张照片上消失可就困难多了，人们很快就能在网上找到原本的老照片。消失者不可能消失很久。
某个“辉煌一时”的人物被我们不知不觉地淡忘。他自行消失，毫不引人注意，去了黑暗王国。某个人走出我们的记忆，被缓缓驱逐出我们的历史书，我们的谈话，我们的纪念，就好像他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
没有文字书写的人就是没有被命名的人。没有被传述（即便是错误地传述）的人，他们没有存在，即便他们的黄金精美绝伦。要想让人记住你，就必须写下东西。书写，同时谨防写下的东西消失在某个火堆之中。我有时会想，纳粹在焚烧犹太人的书时脑子里都想些什么。他们会以为自己能把这些书全部销毁，一本不剩吗？这样的行为除了是犯罪，岂非也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我走上前去，想看看他在烧什么书，只在那些翻开的书页里辨认出数学图形和公式。这也许是刚刚改变信仰的奴仆在焚烧古希腊的科学书籍。这个场景实在触目惊心。信仰到来了，人们开始焚烧科学。这不只是过滤，这是用火焰来清算。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必须永远消失。
当有人问我是否读过这本或那本书时，我出于谨慎总是这么回答：“您知道，我不读书，我写书。”这样一来，所有人都会闭嘴。但有时还会有人坚持不懈地提问。“您读过萨克雷的小说《名利场》吗？”我最终屈服了。连续三次我试着读这本小说，每次都半途而废。
我直到四十岁才读了《战争与和平》。但我在阅读以前就了解这部小说的精髓。你刚才提到《摩诃婆罗多》：我从没读过，虽然我收藏了三种语言的三个版本。谁从头到尾读过《一千零一夜》？谁真正读过《爱经》？但人人都在谈论它，有一些还加以实践。这个世界上充满我们没读过却几乎无所不知的书。
无知就在我们四周，无处不在，往往还狂妄自大。无知甚至滋生使人疯狂的热忱。它充满自信，借政客的小嘴慷慨陈词，俨然胜券在握。相形之下，知识脆弱，易变，永远受威胁，怀疑自我。知识无疑是乌托邦式理想的最后一处避难所。你认为知识真的重要吗？
在这些公共大图书馆里，有一样东西总让我着迷：绿色的灯罩投射出一个明亮的光圈，光圈的中心总是有一本书。你有你自己的书，与此同时，你还被全世界的书所包围。
我很少把藏书展示给别人看。藏书是一种手淫现象，只属于个人，很难找到能够分享同一激情的人。你若收藏美轮美奂的画，人们会纷纷前来欣赏。但没有人会真的对你的旧书藏品感兴趣。他们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如此看重一本毫无吸引力的小书，并倾注多年心血去寻找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