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驻英大使伊万·迈斯基于1932—1943年在伦敦写下一批珍贵日记，经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谨严选编、作注而成书。日记中记述苏联在英的外交活动，见证了众多二战重大历史事件，由此可窥见苏联外交政策之制定、英国对参战态度之转变、战时诸人之心态等等，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日记里讲述了迈斯基与丘吉尔、劳合·乔治、韦伯夫妇等多位英国政要的交往，更以生动笔法，带人们重临议事厅的演讲现场、海军部深夜密谈的房间、空袭阴云下的伦敦街道……日记中文版特别收录中国相关内容，揭示了苏联制定对外政策过程中，中国所起的作用。

作者：

[苏联]伊万·迈斯基，苏联外交官、历史学家和政治家。1884年生于俄罗斯帝国基里尔洛夫波兰犹太人家庭。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192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后进入外交领域工作。1932—1943年任苏联驻英国全权大使。1943—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其间参与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1953年2月被捕。1955年获释。1960年获平反。1975年在莫斯科去世。他开启了斯大林时代革命性外交风格，任内致力于改善英苏关系，呼吁中苏建立紧密联系，促成多方会谈，加速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编注者：

[英]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荣休教授、卡明斯俄罗斯研究中心创始人兼主任，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等机构访问学者，俄罗斯国立大学荣誉博士。专攻历史学和俄罗斯研究。发表了20世纪苏联外交政策史大量著作，包括《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的莫斯科任务，1940—1942年》（Stafford Cripps’ Mission to Moscow, 1940-1942）、《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21世纪的俄罗斯外交政策》（Russia Between East and West: Russian Foreign Policy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21st Century）等。

译者：

全克林，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博士，现任桂林理工大学教授，外国语学院硕士生导师。

赵文焕，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导言／i

致谢／xxi

苏联外交官的诞生／001

引子／029

1934年／035

1935年／063

1936年／099

1937年／123

1938年／161

1939年／241

1940年／359

1941年／463

1942年／581

1943年／655

一个时代的终结：迈斯基被召回／747

名声的代价：迟来的压制／771

图片来源／795

译名对照表／797

导言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迈斯基于1932—1943年任苏联驻伦敦大使，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二战期间苏联少数记录日记的政要，其日记独特而迷人。斯大林不鼓励随员提笔写作。写日记是“一项危险的任务”。实际上，1953年2月（斯大林去世前两周），迈斯基因涉嫌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被捕，他的日记及大量个人档案也被国家安全总局查获。

迈斯基于1955年被赦免，之后为了取回这些文档，发起了旷日持久的行动，虽然最终一无所获。外交部以日记中载有国家机密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数十年来，研究人员一直无法查阅这些日记。

机缘巧合往往是学术发现的核心。1993年，在以色列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的支持下，我发起了一个研究项目，以官方联合出版有关以苏关系的出版物结项。当我查找有关迈斯基参与1947年苏联决定支持巴勒斯坦分治方案的信息，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档案管理员拿着记录了动荡的1941年的迈斯基大部头日记从书库走出来时，我的兴奋之情难以形容。在苏联档案中，不曾有一份为二战及其起源提供新见解的私人文献，具有如此的广度、价值和体量。翻阅过程中，我惊叹于日记的直观和坦率，还有迈斯基敏锐、入木三分的洞察力以及出色的行文。这份日记有五十多万字，细致而直率地描绘了苏联驻伦敦大使无处不在的观察、活动和谈话。

完整的三卷本日记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附有我的大量评论和学术引证。然而，他们鼓励我制作这份精简版，以使更多读者可以读到。我的选择标准是保留叙述的特征和流畅性。因此，该版大量删减了引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完整三卷本的注解。在准备中文版时，我收录了三卷本中有关中国和东南亚的所有文献，并增加了相应的按语，使中文版成为一个独特的版本。……

我还有幸查阅了迈斯基的个人相册，本书复制了其中一些图片（有许多反映了日记中描述的事件）。它们常常能反映文字所无法传达的信息。我非常感谢阿列克谢·D．沃斯克列先斯基博士，他是迈斯基的侄孙和继承人，允许我与读者分享迈斯基非常个人的、有时是私密的视角。

迈斯基的日记是一份私人日记，不像各地必须提交给外交部的那种大使官方“日志”，这证明了私人的友谊、冲突和较量在早期苏联政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超越了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它说明，若不求助于能揭露未知私人关系纽带的人为因素，就无法恰当描述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实际上，无论文化差异多么明显，这本日记就像佩皮斯日记那样，敏锐地观察了英国的政治和社会景象，添加了一些轶事与八卦。与丘吉尔一样，迈斯基也出人意料地赞扬“伟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进一步承认事件的独特性。他不否认“‘个人’对伟大事业的贡献”；他在致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吉·契切林的信中公开辩称，人们“几乎不能否认‘个人’在历史中可能或能够扮演某种角色。有时甚至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提醒契切林，“只要记住伊里奇在我们的革命中意味着什么就够了”。……

这本日记跨越了一个戏剧性且至关重要的时代，涵盖了广泛的主题，显然是写给后人看的。迈斯基发现自己处在事件最前沿，他相信（比其他人早得多）这些事件可能把欧洲卷入世界大战。他详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变，以及加入国际联盟和坚持“集体安全”的动机。正是迈斯基最先警告莫斯科注意绥靖的危险。他热切地试图协调英苏利益。然而，当张伯伦于1937年出任首相时，在莫斯科大清洗的背景下，他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1938年的大量日记记录让我们深入了解慕尼黑会议之前发生的事件及其对集体安全的毁灭性影响，以及迈斯基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的个人与政治命运。1939年的日记反映出迈斯基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孤注一掷，加速促成苏联、英国和法国之间达成三方协议，有意阻止苏联走向孤立。日记显示他发现自己经常与本国政府意见不合，这种分歧于4月21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一次激烈会议中达到顶点，他和李维诺夫都遭到严厉批评，并导致后者于两周后被解职。日记进一步揭露了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外交官陷入的困境，也见证了英国从和平向战争的过渡。同时，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担任苏联驻东京大使馆的参赞后，迈斯基高度关注远东地区日本扩张主义对苏联和中国构成的威胁，并呼吁中苏两国建立紧密联系。他显然没有以欧洲中心论看待国际社会，这本日记也见证了他在塑造俄罗斯远东政治方面的影响力。

作为一个消息灵通的局外人，迈斯基对伦敦大轰炸时期的伦敦，以及他与丘吉尔和艾登频繁密会的描述同样引人入胜。他的战争回忆录的意义无比重大。记录与大使的会晤是外交大臣的惯例，但这不适用于首相。因此，二战前和二战期间，迈斯基和丘吉尔之间的许多重要对话记录在英国档案中都找不到。所以，唯一保存下来的记录是迈斯基及时、详尽的日记记录和他发给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更为简明的电报。这本日记因此成为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取代了史学家们迄今所使用的具有倾向性的、不完整的回溯记录。毫不夸张地说，这部日记改写了一些我们自认为了解的历史。

对英国社会、政治家、王室、作家和艺术家的深刻观察及其轶事用这些相互交织的故事（有时是有趣地）突显出来，使历史叙事更加生动。迈斯基对散文和诗歌创作的强烈爱好暴露了他难以控制的自我表达冲动，其结果是文学与历史的融合。……

迈斯基更有天赐的非凡记忆力，加上敏锐的心理洞察力、强大的观察力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这让他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各种戏剧性事件和人物最敏锐的见证人之一。他说道：

长期的外交实践，使我的记忆力训练得像感光片一样，可以毫不费力地翻印所遇之人的全部特征。他们的外表、言语、手势和语调被迅速记录在感光片上，形成清晰、详细的图像。初见他人，我经常会立刻在心里对其得出结论——积极还是消极，有无资历。

作家、外交官、日记作者哈罗德·尼科尔森在给迈斯基的一封信中回忆说：“您过去常常在议会的走廊上和蔼地俯视我们，如同生物学家研究水箱中的蝾螈的习性那样。”

一战期间，迈斯基流亡伦敦两年，随后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担任大使馆临时代办两年，之后担任苏联大使十一年，他的交际圈很广泛。与英国高级政治家和行政官员，以及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亲昵关系是他的完美优势。他的对话记录除了五位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拉姆齐·麦克唐纳、斯坦利·鲍德温、内维尔·张伯伦和温斯顿·丘吉尔，还包括英王乔治五世、爱德华八世，以及一群令人印象深刻的著名人物，例如安东尼·艾登、哈利法克斯勋爵、比弗布鲁克勋爵、西蒙勋爵、南希·阿斯特夫人、塞缪尔·约翰·霍尔、赫伯特·莫里森、克莱门特·艾德礼、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休·道尔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约翰·斯特雷奇、罗伯特·范西塔特、约瑟夫·肯尼迪、哈里·霍普金斯、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扬·马萨里克、萧伯纳和赫伯特·乔治·韦尔斯等。

比弗布鲁克、劳合·乔治、艾登和范西塔特等英国政治家和官员与苏联大使公开、坦率的交谈令人震惊，有时他们对苏联事业的同情比人们想象中的还要多。比阿特丽斯·韦伯曾说，“在她看来，资本主义制度还剩下二三十年的生存时间”，而丘吉尔的知己布伦丹·布拉肯则说，他“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没有把握……世界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即使不完全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在他们一次私人的非正式谈话中，艾登这样回应迈斯基关于资本主义是“一股已经衰竭的力量”的粗略评论：

是的，你是对的。目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过时了。用什么来取代它？我无法确切地说出来，但它肯定会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国家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我不知道。也许这将是一种特别纯粹的英国式“保守社会主义”。

西方政治家围绕二战的回忆录和日记多如牛毛，而苏联方面的却异常匮乏。在俄罗斯出现的重要回忆录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军方撰写的。由于私人回忆匮乏，迈斯基的一系列回忆录（有选择地引用了他的日记）成为历史学家再现苏联政策所不可或缺的资料。虽然这些回忆录引人入胜，但它们是在冷战高峰期的后见之明中完成的，存在很大的争议和误导性。这就是他毫无准备的自发的日记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原因。回忆录认为苏联的外交政策在道义和政治上是正当的，但掩盖了有争议的问题，而日记则传达了直观的、远没有那么偏颇的印象。

迈斯基在日记中坦率地描述了长驻伦敦担任大使的经历，确实扣人心弦。十九世纪初，英国外交官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曾预言，舆论可能会变成“较之人类历史上所有付诸实践的行动更为巨大的力量”。他的法国同僚朱尔·康邦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建议大使在充分了解一个国家的过程中，不应局限于与部长级官员的接触，有时他可能会发现“即使是与社会地位很高的妇女的友谊也有大价值”。但实际上是迈斯基开启了一种革命性外交风格，这在当时激怒了他的许多对话者，后来却风靡一时。在“公共关系”这一概念几乎不存在时，迈斯基就是一位技巧高超的公关人，他从不回避与反对派团体、下议院后座议员、报社编辑、工会会员、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结盟。

迈斯基以高超的技巧结交了英国新闻界一部分重要人物。他几乎读遍了全英国的日报和周报。他曾经夸下海口，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在《泰晤士报》上发文。一位美国记者评论说，“他对思想和情感的每日变化的实际把握，以及对整个战争的所有细节温和而不失冷静的思考”，使他成为“伦敦最能干的观察员之一”。迈斯基告诉他的朋友比阿特丽斯·韦伯，一个大使的目标“是与他被派往的国家（无论王室还是其他方面）的所有精力充沛之人关系亲密，进入所有有影响力意见的党派或圈子，而不是把自己封闭在其他外交家与核心领导的圈子中”。当然，他首先是自己政府的代理人，但当他以平静的、有时幽默的方式说话时，他给人的印象总是“以个人身份说话，而不是仅仅记录其领导人的声音”。

讨好新闻界大亨比弗布鲁克勋爵当然有好处。他的《每日快报》称赞斯大林是作为苏联国家利益而非世界革命理念的捍卫者崛起。1936年秋，比弗布鲁克提醒迈斯基，他的报纸对斯大林持“友好态度”，并承诺“我控制的所有报纸都不会做任何事或说任何话可能干扰到你任期内的事情”。1939年，比弗布鲁克通过迈斯基安排了他的一个年轻记者去俄罗斯。这位记者给大使写信说，“他在所有的政治观点上都追随领导人的脚步。当然，人们也常说领导人是跟着迈斯基走的”。最终，比弗布鲁克在1942年成为第二战场的热烈拥护者。

劝说经常能得到回报。迈斯基写信对比弗布鲁克说：“我冒险履行对你的承诺，希望我寄来的俄国伏特加样品能满足你的口味。我相信我的妻子跟你说过俄罗斯有一种叫‘扎彭坎卡’的利口酒，她随信附上一个样品，希望你会喜欢。”

外交人民委员部非常沮丧，因为“没有对[迈斯基]施加任何限制，阻止他漂亮地完成任何他喜欢做的事情”，而且他“已经且非常充分地利用了自由访问所有内阁大臣和其他人的权利”。然而，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很不情愿地承认，“至今还不可能发现迈斯基先生的任何个人嗜好，虽然他收到大臣或首相的礼物会感到高兴”。事实证明，官方的抗议也同样无效。

意识形态偏向驱使迈斯基寻求与伦敦金融城特别密切的联系，他认为这里控制着英国的政治。他一到伦敦，就请他的老朋友H. G. 韦尔斯组织一次“与‘几个聪明的银行家’的非正式会议……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好好谈谈”。韦尔斯照办了。他敦促布伦丹·布拉肯，“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满足迈斯基的病态渴望：打银行家板子，以教名称呼他们”。《每日先驱报》的编辑弗朗西斯·威廉姆斯回忆说，他对大使馆里那次私密的美味午宴上，关于伦敦戏剧和文学“非常愉快而文明的对话”感到猝不及防。然而，当这位“看起来英式的管家”停止讨论，让大家喝咖啡和白兰地时，迈斯基就说起了他对威廉姆斯《都市》专栏的敬意。威廉姆斯承认，当迈斯基发现德国人在伦敦金融城的贸易范围后，继续向他打听伦敦金融城整体前景及其对英国政府的影响时，他“有些不舒服”。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他意识到，“俄罗斯人正以最微妙的方式探察我有多‘可靠’”。

和现在一样，当时对俄罗斯及其人民存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是十八世纪以来英俄关系最致命的一点，使迈斯基在伦敦的地位岌岌可危。俄罗斯传统的排外主义观点帮不上忙，而苏联革命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妖魔化倾向又加强了这一观点。迈斯基虽然被普遍赞誉为可能是圣詹姆斯宫最杰出和最有见识的大使，但却遭到了近乎敌视的怀疑。长期的不信任和相互猜疑对他成功完成使命构成巨大障碍。此外，他在人民中享有的广泛声望也成为高层“恼怒和蔑视”的根源；在高层，他经常被称为“那个鞑靼犹太小个子”。

哈罗德·尼科尔森曾参加迈斯基在苏联大使馆举办的午宴，他的印象是对这一英式看法和根深蒂固的反东方种族观点的生动描绘：

开门的是一位戴软领、留浓密短硬黄胡髭的绅士。他把我带进了一个无比恐怖的房间；在那里，迈斯基先生热烈欢迎我……我们站在阴森的前厅，有人给我们提供软木塞雪莉酒。其间，一个留黄胡髭的男人和一个倒胃口的农家女把餐具和香蕉搬进了后面的房间。

然后，我们在冬季花园里进行午宴，那里比起花园更像冬天。我们从鱼子酱开始吃，一扫而光。然后我们吃了一些浸渍鳟鱼。我们又吃了私人养老院里称为“果冻”的东西……在整个用餐过程中，我觉得这一切极为熟悉。这当然不是我记忆中的俄罗斯。然后，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东方。他们假装是欧洲人……他们已经变成了东方人。

与后来“斯大林外交学派”所特有的拘谨和严厉方式不同，迈斯基和阿格尼娅齐心协力，尽全力表现出绝对的友好来影响英国公共舆论。在他们的午宴上，保守派和工党一样受欢迎。当迈斯基到达伦敦时，他请布鲁斯·洛克哈特把他介绍给伦敦社会。洛克哈特对此表示惊讶，提出迈斯基肯定比他更了解英国社会主义者。迈斯基回答：“是的，但我想多认识一些管理这个国家的人。”据观察，迈斯基最初的招待会上“挤满了奇装异服的左派成员……渐渐地，客人们从穿戴红领带发展到身着挺括的衬衫和晚礼服，直到一天晚上，穿着普通西装来参加大型聚会的H. G. 韦尔斯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如此打扮的人”。

事实上，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和苏芬战争期间，迈斯基也没失去几个英国朋友。消息灵通的国际记者路易斯·菲舍尔评论说，迈斯基是如何“勤奋而又无比小心地……结识了英国政治生活中的许多重要人物”，而“他那迷人的妻子则提高了他在上流社会的名声”。阿格尼娅在生活中与他形影不离，当她难得放任自己沉溺购物之旅，结束日内瓦国际联盟会议后在巴黎逗留较长时间时，他似乎迷失了方向。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给她写信：

我最亲爱的图尔契克，我无聊得要命。不仅是孤单，我完全是独自一人待在这间公寓的四壁之内，直到昨天我都没有上过街……我读了很多书，听了很多广播和唱片。玛鲁西娅把我喂得很好，家里的事总体上也“还行”……迫不及待地想再见到你。我用力地吻了一下我亲爱的宝贝图尔契克，迫不及待地等着她。米哈伊利奇。

他们具有“截然不同的气质：她是快乐、自信和坚定的革命者，而他是温和的，偶尔有些忧虑，尽管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大使，但其观点相当开明”。

和她的丈夫一样，阿格尼娅似乎也被伦敦生活的舒适和光鲜亮丽所吸引。赫伯特·莫里森观察到，她“很享受在伦敦的生活，因为她欣赏伦敦人，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我记得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上，当她请我教她兰贝斯慢步舞时，我尽我所能教会她。她一直记得这件事”。

从迈斯基日记中收集到的最令人惊奇的信息是，即使在斯大林最残忍的威权主义下，大使们仍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他的许多倡议被作为政策采纳，有时甚至与克里姆林宫的主流观点相悖——最显著的例子是他在1939年初不遗余力地支持与西方举行三国同盟会谈，以及1941—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运动。为了达成目的，迈斯基常常不得不把他的想法归功于他的对话者，尽管档案显示是他发起的。我在评论中提请读者注意这些例子。一个典型例子是，在经历令人恼火的《慕尼黑协议》后，迈斯基试图阻止斯大林向孤立和纳粹德国走去。

他尝试阻止斯大林和李维诺夫从西班牙撤退，但不怎么成功。在1938年10月1日的记录中，他描述自己建议政府坚持集体安全时，引用了与劳合·乔治（被他操控得很好）的一次谈话，乔治显然在大声疾呼：“无论做什么，只要不离开西班牙就行！”乔治还进一步敦促说：“对苏联来说，孤立主义是一项糟糕的政策。”迈斯基很早就针对苏联大清洗运动对英国舆论的影响发出警告，提议应该通过公开审判实现正义。后来，他又警告莫斯科，军方清洗对缔结三国同盟的前景产生了严峻的影响。他还策划了破天荒的1935年艾登莫斯科之行以及与斯大林的会晤，他更倾向选择艾登而不是当时的外交大臣西蒙勋爵。早在1937年底，迈斯基就向斯大林建议如何对待绥靖者：“让‘西方民主国家’在侵略国问题上亮出底牌。我们为他们火中取栗有什么意义呢？务必想方设法共同战斗，绝不给他们当炮灰！”斯大林确实在1939年3月的著名演说中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大使的观点和表达。他在伦敦的全盛时期，在德国进攻俄罗斯后，在克里姆林宫遭受攻击陷入瘫痪时，正是迈斯基打造的同盟驱使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并为1941年7月罗斯福的得力顾问哈里·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同年12月艾登的访问以及1943年8月丘吉尔首次访问莫斯科铺平了道路。

* * *

由于迈斯基写日记的环境特殊，必然需要对日记中的空白和缺失进行重构。而且，只有揭开日记的写作背景，日记才有意义。这就需要我对俄罗斯和西方的档案进行详尽的研究，还必须将这些记录与他的对话者所制作的私人和官方会议记录并列，将他的官方报告与日记记录作进一步核对。三卷本完整日记和评论包含了详细的参考资料，以及所查阅的档案来源的完整清单；主要收集的是外交部、首相办公室、参谋长和联合策划者、军事情报部门的档案，以及外交部放在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各种私人收藏文件。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查阅的文件来自国务院和陆军部，以及政府其他部门。通过不懈的努力，我成功获得了大量俄罗斯档案资料——大部分在俄罗斯外交部档案馆，有些在军事档案馆和总统档案馆——以及最近收入国家档案馆的斯大林的文件。我查阅了大约八十份私人文件……此外，我还对广泛的文献印刷品材料、日记印刷品和二手资料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三卷本将充分采纳这些资料。

日记中第一次出现的个人会以脚注形式作介绍。通常情况下，脚注介绍的是个人在日记涉及的时期内所担任的职务。为了帮助读者掌握大清洗运动对外交使团的影响，我们试图追溯伦敦大使馆工作人员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遭到大清洗的老干部在镇压期间的命运。

一、获奖情况：

1.入选2016年普希金之家俄罗斯图书奖（the Pushkin House Russian Book Prize）。

2.《星期日邮报》（Mail on Sunday）“最佳阅读”榜单。

3.“2015年最佳历史书”榜单：《泰晤士报》（The Times）、《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独立报》（Independent）、《卫报》（The Guardian）

4.“2015年度最佳图书”榜单：《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每日邮报》（Daily Mail）、《星期日邮报》（苏格兰小报，Sunday Mail）、《苏格兰先驱报》（Herald Scotland）、《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

5.“books that made our year”榜单：《观察者报》（the Observer）

6.《书商》周刊（The Bookseller）“最佳图书”（Best of the Best）榜单全种类图书排名第八位

二、媒体推荐

希特勒的战争催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政治日记，这些日记现在成了历史学家的重要证据……如今我们要在这份名单上添加迈斯基的名字……（迈斯基的）日记几乎让他付出生命代价。但现在，感谢一位熟练和敏感的编辑，让迈斯基获得永生。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无论对专业历史学家还是大众读者来说，迈斯基的日记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它为那些对苏联外交政策，苏联领导层的思想，英国政策、社会、二战前夕的外交政策感兴趣的人提供独特的视角。

——《俄罗斯评论》

未来所有关于二战的新叙事都要征引这部日记中的史料。

——《伦敦标准晚报》

迈斯基给人的印象是出奇的人道、幽默，有自知之明。他和丘吉尔的谈话绝对扣人心弦。对这一时期感兴趣的人，不会想错过他们。

——《星期日泰晤士报》

1.以第一人称视角呈现珍贵且罕见的二战史料，观十年变局间伦敦城内激烈变幻的大国多边外交博弈。首度披露有关中国外交官在伦敦外交场合积极奔走、力抗法西斯的史料；展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外交政策的反复转变；揭示英国绥靖政策对苏联集体安全的毁灭性打击和对迈斯基等苏联驻外大使的个人命运的影响；在英国议会大厦见证英国从和平走向战争；描述不列颠之战等战争对伦敦人民生存和日常生活的直接影响；在气氛凝重的外交生活中交织描述对英国社会、政治家、王室、作家和艺术家的深刻观察及其轶事；披露世界各国政要在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相互制约的复杂形势中为国家利益纵横捭阖的历史现场……

2.角度新颖，包括高级别外交官的角度、苏联政治家的角度，以及亲历者的私人角度等，直击私人的友谊、冲突和较量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影响，为二战起源提供新叙事和新思考，让本书与大部分的西方政治家二战回忆录和日记区别开来。

3.编注者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教授专业功力深厚，考证扎实、严谨，他为伊万·迈斯基日记冲出厚重的历史尘埃而面世作出巨大贡献：他将日记与多国大量官方档案和私人文件（书信、回忆录等）相对照，修订和增补日记中受主观影响而出现的记录错误与记录空白，客观评价历史人物，解密苏联驻英大使及其背后变幻莫测的二战风云，使本书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趣味性；他以日记为依托，辅以翔实的史料，完整“外交天才”伊万·迈斯基的一生，凸显其极具魅力的人格、优秀的外交能力和跌宕起伏的人生。

4.可读性强。行文流畅，编排有序，语言风格生动、鲜活、接地气，以第一视角呈现的历史细节富有戏剧性，又在纷繁复杂的政治事务中交织记录私密对话与社会轶事，所以给人很强的代入感、画面感和历史现场感，增强了可读性的同时也可实现轻松阅读。此外，日记载体一可比较准确地记录当天发生的事情，真实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方面情况，二因记录者的重要身份而留下了他所掌握但一般人不知道或难知其详的种种情况，三因即时性和关于未知命运的猜测增加了变局中的戏剧感，由此增强了可读性。

（第一篇文摘：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当天的日记）

1942年6月22日

战争！

早上八点，大使馆打来的一个电话把我从梦中惊醒。诺维科夫惊魂未定，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希特勒已经向苏联宣战，并且德国军队已于凌晨四点越过边界。

我叫醒了阿格尼娅。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再睡得着了。我们赶紧穿好衣服，下楼去听英国电台的九点新闻。几分钟前，诺维科夫打来了第二个电话：艾登想在十一点半见我。

我们急匆匆地吃了早餐，收听了九点新闻，但新闻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消息，接着我们就出发前往伦敦。我们在大使馆遇到了一大群人，到处都是喧嚣和骚动，每个人都很激动。大使馆就像一个被捅过的蜂窝。

当我坐进车里准备前往艾登的办公室时，我被告知莫洛托夫同志将于十一点半发表广播讲话。我请求艾登把我们的会面推迟半小时，这样我就可以收听人民委员的讲话了。艾登欣然同意。我坐在收音机旁，手里拿着铅笔，听着莫洛托夫同志的讲话，还做了几条笔记。

中午，我来到外交部。我被带到艾登的办公室。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大的、严肃的历史时刻。在这样一个时刻，如果把眼睛闭上，一切都应该是不同寻常、庄严和宏大——这样想并不为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艾登像往常一样从他的扶手椅上站起来，脸上表情和善，朝我走了几步。他身穿一套朴实的灰色正装，系一条普通的软领带，他的左手用白纱布简单包扎——他的手掌一定是被什么东西割破了。纱布不断地往下滑，而艾登在我们对话时不停地把它放回原位。艾登的表情，他的衣服，他的领带，尤其是那块白纱布，完全消除了这次会面的“历史性”痕迹。当看到那块破白布的时候，我走进艾登办公室时心中那庄严的感觉也烟消云散。一切都变得相当简单、平凡和枯燥乏味。当与艾登开始谈话时，这种印象进一步加强——他用最单调乏味的方式问我前线的情况以及莫洛托夫同志讲话的内容。整个会谈的语调都是这样的“单调乏味”。我不禁回想起1939年9月3日的议会会议上，张伯伦向下议院通告战争爆发的情景。当时，我也觉得那太简单、太普通了，缺少应有的“历史凝重感”。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比小说和历史书要直截了当得多。

……晚上九点，我屏住呼吸收听了丘吉尔的广播讲话。一次十分有力的演讲！一次精彩的表演！当然了，在所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事情上，首相都必须谨慎行事，不管是为了美国还是为了他的党派。但那些只是枝节问题。总体而言，丘吉尔的讲话充满战斗精神，态度十分坚决：绝不妥协，绝不媾和！英国将奋战到底！这正是当前我们最需要的。

与此同时，莫斯科方面对克里普斯昨天提出的问题作了回应：苏联政府准备与英国合作，它对英国派遣代表团到苏联没有异议。

我打电话给艾登，让他转告丘吉尔，我对丘吉尔的讲话十分满意。我还答应第二天早上去见艾登。

所以，战争就这样开始了！希特勒真的在自寻死路吗？

我们不想打仗，我们根本就不想打仗。我们尽自己所能避免战争。但是现在德国法西斯将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绝不会退缩。我们将发扬布尔什维克精神，坚定不移地奋战到底。我们首先要对付的是德国法西斯，之后的事，等着瞧吧。

［直到6月22日上午，斯大林还没有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德国正在恐吓俄罗斯，目的是让俄罗斯在政治上屈从它。斯大林的误判是基于他相信希特勒只有在与英国达成和平协议后才会进攻苏联。据李维诺夫回忆，战争爆发时，“所有人都认为英国舰队正在全速驶向北海，以便与希特勒向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塔得发起联合进攻”。这正解释了战争初期迈斯基不祥的沉默和困惑。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迈斯基在德国入侵当天会见艾登时，对英国和德国即将媾和的可能性极度担忧：“苏联政府能不能得到这样的保证，即我们的战争努力不会有所松懈？”迈斯基催促丘吉尔，在定于当晚向国民发表的广播讲话中打破关于英德媾和的一切传言（自从赫斯飞抵英国后这些传言就一直甚嚣尘上）。

英国也还没有准备好迎接结成某种形式的同盟这一新现实。《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确立了一种难以动摇的政治宿命论——苏联是“潜在的敌人，而不是潜在的盟友”，外交部不遗余力地鼓吹这一观点。就在战争爆发几乎已成定局之际（德军发动进攻的一个星期前），参谋长们评估，在三到六周内，德国军队将攻入俄罗斯，“轻而易举地”攻占莫斯科。英国政府对苏联抵抗前景的预测很悲观，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只能给英国带来一些喘息空间，让它得以推进边缘战略，但不包括建立一个全面的同盟，而是，如艾登所说的，“我们无法避免的……某种程度上的和解”。

丘吉尔在6月22日发表的著名演讲满足了各方的要求，并奇妙地掩盖了他避免作出重大承诺的决定。丘吉尔很乐于接受参谋长们和外交部提出的要求：不要将俄罗斯人称为“盟友”。他坚决支持俄罗斯的言辞加强了他对国内局势的掌控力——在德国猛烈轰炸英国的背景下，在北非、希腊和克里特岛的一系列军事惨败削弱了他的掌控力。当前，英国否认纵容德国进攻，并公开承诺将战斗进行到底，这让苏联人很满意。

丘吉尔的真正目标在于避免修改他的总体战略，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中东战场。在起草讲话稿的同时，他抓紧发出指示，通过物资供应和军事行动援助俄罗斯，前提是这些援助不影响英国在其他战区的部署，或不危及英国作战计划的制定和执行。］

（第二篇文摘：1937年12月12日[听韦伯夫妇细述萧伯纳的婚姻趣事]）

1937年12月12日

今天，和韦伯夫妇共度周末。

……比阿特丽斯向我们讲述了萧伯纳婚姻的趣事。

那是1908年。萧伯纳每周的收入不超过六英镑，并与韦伯夫妇一起在农村生活。他气质风流，有关他的绯闻不断。这位作家的“女朋友们”经常大吵大闹，给韦伯夫妇带来无尽的麻烦。例如，萧伯纳那些被抛弃的女朋友因其轻佻恋人的背叛而指责比阿特丽斯。她们嫉妒她，用愤怒和绝望困扰她。最后，比阿特丽斯厌倦了这一切，决定让萧伯纳结婚。

在这个关键时刻，比阿特丽斯的老同学夏洛特·汤森来看望她。夏洛特未婚；她的父亲去世后，她每年有大约五千英镑的收入。夏洛特决定搬进韦伯家。比阿特丽斯提醒她，有两个人住在那里—萧伯纳和格雷厄姆·沃拉斯（著名的费边社作家）。夏洛特对此毫无反应。比阿特丽斯同西德尼讨论她所制定的婚介计划。她遗憾地告诉丈夫，以夏洛特的性格和品位来看，她担心夏洛特与沃拉斯（他当时也单身）会比与萧伯纳相处得更好。令她惊喜的是，夏洛特和萧伯纳在三天内成了最亲密的朋友。他们有一段暴风雨般快节奏的恋情，但萧伯纳不想结婚，因为他这样一个穷光蛋，怎么可能娶一个富有的女人？

就在这时，韦伯一家正要去美国。比阿特丽斯把萧伯纳叫来，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要么立即结婚，要么离开我的房子。如果没有我们和你一起留在这里，你们的关系世人一看便知，而且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萧伯纳拒绝结婚，第二天就搬了出去，在伦敦的一间阁楼里定居。夏洛特也离开了。她去罗马观光。韦伯夫妇前往美国。

过了一段时间，韦伯夫妇早已到达美国，他们接到了来自沃拉斯的一封电报，称萧伯纳生命垂危（萧伯纳患有肺结核，阁楼生活几乎要了他的命）。这一消息使韦伯夫妇大为震惊，他们准备返回英国。然而，第二天，他们收到沃拉斯发来的第二封电报，又大吃一惊：萧伯纳已经和夏洛特结婚了。

韦伯夫妇感到困惑。后来真相大白。沃拉斯首先发了一封电报给夏洛特，告诉她萧伯纳病了。夏洛特赶到英国，并把萧伯纳安顿在一座美丽的别墅里。她叫来了医生，开始了一个紧急疗程。萧伯纳对夏洛特说：“如果事情就是这样，那我们必须结婚。这一定是命运。”他们在当天结婚。萧伯纳和夏洛特现在仍然住在一起。萧伯纳八十岁，夏洛特八十二岁。

（第三篇文摘：1937年7月1日[劳合·乔治对张伯伦绥靖政策的激烈批评]）

1937年7月1日（与劳合·乔治的谈话）

……我一提到“政府”这个词，劳合·乔治几乎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政府？”他讽刺地问道，“这还算是个政府吗？更像一群平庸之辈，一群无药可救的懦夫。他们有决心吗？还是有勇气？他们能保护我们的利益吗？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丰厚的遗产，但管理得非常糟糕，我担心他们会把遗产挥霍掉。他们都是讨人厌的懦夫。建立和保护我们伟大帝国所需要的不是懦弱，而是勇气！”

我观察到，目前在欧洲民主的地平线上，几乎看不到重要人物。

“你说得完全正确，”劳合·乔治惊呼道，“那些重要人物在哪里？欧洲民主陷入饥荒。……在英国和法国寻找都没有意义。鲍德温、张伯伦、布鲁姆或肖当（按：时任法国社会党总理）——他们有什么用呢？他们不得不与真正重要的、强大的人物打交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些法西斯独裁者不是傻瓜。他们是残暴的，使用粗野的方法：武力、无礼和恐吓。但他们有行动力，精力充沛，他们的国家也追随他们。面对独裁者，我们的大臣们能站出来维护我们的利益吗？他们能做到吗？根本没那回事！如果温斯顿·丘吉尔是首相，他会知道如何让独裁者认真对付他，但保守党人士却害怕让丘吉尔进入政府。结果就是，我们让懦夫与希特勒、墨索里尼这类实干家打交道。这两个人都是法西斯分子，都是民主的反对者，多么可耻。但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有影响力的人。哎，你能想象艾登与墨索里尼谈判会发生什么吗？墨索里尼肯定轻松将其彻底击败。这正是阿比西尼亚战争中的场景。你们的斯大林却完全不是这样。他是个大人物，非常有决断力。他有很强的控制力，能引起独裁者的重视，有能力击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我们就非常不幸，比如张伯伦这样一个狭隘、能力有限和毫无建树的人。一个冷酷的笨蛋——这是我在最近的议会辩论中对他的描述。……张伯伦的‘总体计划’包括以下内容：明年内与德国和意大利讲和，并缔结一个四国公约。至于中欧和东南欧，张伯伦已准备满足于独裁者们模糊的不侵犯承诺。你的国家将被欧洲人拒之门外，自生自灭。完成这些之后，艾登还想进行投票。他会告诉选民：‘绥靖欧洲这个不可解决的问题，已经由我和我的政府解决了。现在一切都好。请给保守党投票！’赢得选举后，他将确保他的政党再统治五年。邀请牛赖特访问伦敦就是他干的好事。……”

“然而，”劳合·乔治接着说，“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们的反对派特别是工党，比政府好不到哪里去。事实上，它更糟糕、更弱。反对派没有领导人，没有计划，没有精力，也没有斗志。”

……我问劳合·乔治关于他去年访问德国的感想。劳合·乔治变得活跃，说：“我与希特勒见面，并与他长谈。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朴实、谦和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们可以和他讨论问题，冷静地交换意见。然而，他有一个痛处——共产主义。每当希特勒提到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者时，就立即精神错乱，脸色也突然变了：眼里闪烁着邪恶的火焰，嘴唇不由自主地开始抽搐。我好几次试图使他明白，与贵国的不健康关系只会使德国处于不利地位。但这对希特勒丝毫不起作用。他会再次对着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威胁大声嚷嚷，大发雷霆。他真的相信自己被召唤来这个世界是为了完成一项特殊的使命：拯救西方文明，粉碎共产主义怪物。就我在这次会议上所看到的，我完全相信他绝不会同意与苏联签订任何条约，也不会在国际文件上斯大林的签名旁边签上自己的名字。”

（第四篇文摘：1937年10月27日[任职五周年时写的纪念日记，是故事的开始：伊万·迈斯基被任命为驻英大使]）

1937年10月27日（关于他抵达英国五周年的感想）

我任驻英大使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

1932年10月27日令我记忆犹新。

被任命为驻英大使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惊喜。的确，我在赫尔辛基阅读《曼彻斯特卫报》时得知索科利尼科夫（按：迈斯基前任驻英大使）很快要离开，我经常好奇谁可能接替他。但是，在脑海中把候选人过一遍之后，出于某种原因，我从未考虑过自己。我觉得我目前“配不上”如此崇高和重要的职位。是的，关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认为我是最成功的大使之一，以及我可能很快就要从芬兰转任到其他地方的传闻……已经引起我的注意，但我猜想最远只到布拉格或华沙。

9月3日，我突然收到李维诺夫（按：时任外交人民委员）的通知：我被任命为驻英大使。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电报一大早来到。我走进卧室，阿格尼娅（按：迈斯基夫人）还在里面睡觉，我叫醒她，说：“我有一些重要的消息。”

“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她立即担心地问，“跟N.有关，是吗？”

当时我们和我们的一个员工分歧很大，我随时等待着莫斯科的决定。

我大声说：“忘了N.吧！这件事更重要。”

我对阿格尼娅讲了我的新任命。她的惊讶不比我少。我们在卧室里开始从各个可能的角度讨论新形势，并起草我们的近期计划。

李维诺夫和“最高指示”［斯大林］对我的信任让我深为感动，我在一封回电中表达了自己的感受。我转任英国的消息震惊了赫尔辛基的俄罗斯侨民……他们握着我的手，祝我一切顺利、幸福。我们为全体侨民拍了一些照片，又分组拍了一些。侨民热情地送别了我们。

几天后我顺便去了一次外交部，并告诉时任外交部长的于尔约-科斯基宁，我将永远离开芬兰。

……然后等待英国的许可。伦敦并没有急于回应：过了约三周我才收到英国的答复。

李维诺夫写信让我最迟十月下半月到伦敦，因此建议我立即休假一个月。但我就要完成《当代蒙古》第二版的编辑工作，而且我清楚自己在英国没有时间从事文学活动，特别是在前六个月，所以我谢绝休假，为了留在芬兰完成工作……

10月2日，我离开了赫尔辛基，在列宁格勒短暂停留后终于抵达莫斯科。我对待在莫斯科的记忆模糊不清。在首都度过的两个星期，我们一直匆匆忙忙。我与李维诺夫开了几次会，并让自己熟悉了材料。离开之前，我拜访了莫洛托夫（按：政治局成员，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他给了我以下指示：“在所有阶层和圈子中尽可能多地建立联系！掌握英国发生的所有事情，随时与我们保持联系。”

我在伦敦工作期间遵循了这个建议，而且，我可以说，并非一无所获。

约10月20日，我赴伦敦履新。……途中与阿格尼娅在柏林待了两天。我们也在巴黎停留几天，阿格尼娅在那里囤积必需品——当一个女人决定装满她的衣柜时，总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但平心而论，阿格尼娅在这方面还算节制。

我们于27日上午离开巴黎前往伦敦。我事先致电伦敦请卡根（按：时任苏联驻伦敦大使馆一等秘书）到多佛接我。我们在两个西方国家首都之间的旅程一切顺利。大海相当平静。在从多佛到伦敦的路上，卡根向我简要介绍了手头的事情。几乎所有侨民都在伦敦的车站等着我们，约三百人。外交部代表蒙克（时任英国外交使团副典礼官）也在那里。站台上发出一阵惊人的喧闹。我们的同志簇拥在我们身边，大声欢呼，极为拥挤。报社摄影师发射他们的“大炮”。……

我们在几个勇武警察的带领下，沿着站台向出口缓缓行进，被一群嘈杂的同志包围。过了一会儿，我们乘坐一辆新式的大使馆用车，沿着熟悉的伦敦街道，向着我们位于伦敦肯辛顿区肯辛顿宫花园十三号的“家”快速驶去……

我们缓慢登上石阶，向门厅走去……我们爬上一楼……打开代表“私人”的公寓大门……在房间转悠……看看窗外……

一个新家，一个新国家，一项新工作。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我要在这里待多久？我会看到什么？我将如何生活？未来会给我带来什么？……”

（第五篇文摘：1941年7月13日[历史的恶作剧：英苏从相互猜疑到成为盟友]）

1941年7月13日

战争的第三周结束了。……今天下午两点，伦敦和莫斯科的电台播发了一项意义重大的声明：昨天晚上，苏联和英国在莫斯科签署了一项关于军事同盟的协议。双方承诺在战争期间将以一切方式相互协助，并且不会单独签署停战协议或和平条约。

这太好了！

我记得，大约在两年前，当英法军事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谈判一项互助协定时，我在日记中写道，尽管双方都有主观愿望，但合乎常理的事态发展趋势正推动英苏抱团对抗德国。这就是国际局势。不过，我预计，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最终的分歧成为头号大事时，两国可能不会再拥有共同利益，最后可能分道扬镳。我在日记里写下这几行字之后发生的很多事情似乎完全推翻了我的观点：与德国的互不侵犯条约，与柏林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和解，在苏芬战争期间与英国的争执，还有去年伦敦和莫斯科之间冷淡且充满敌意的关系……在这段时间里，我曾经不止一次问自己：我是否错误预测？我在1939年8月的日记中所记录的观点是正确的吗？我是否应进行修改？

但是我内心有个声音在不断地重复：不，你没有错！你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我也没有作任何修改。现在现实已经证明我是正确的：苏联和英国成了盟友。他们在一场激烈的斗争中携手对付德国。

英苏两国都可以说：“我们现在志同道合。”但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也可能分“道”扬镳，尤其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被置于议程之上时。

克里普斯一定很得意！他的人生梦想（至少从战争爆发以来）已经实现。而且，成功是属于他的。这极大地巩固了他的地位。他将以英雄身份回到英国，而这对西特林、贝文和艾德礼这样的人来说是一件极不愉快又极其尴尬的事——这些人去年把克里普斯送到莫斯科，希望摆脱他这个不安分和危险的对手，并且在过去一年里竭尽全力阻止克里普斯在改善英苏关系方面取得哪怕是一点点成果。

当前世界正处于最严重的矛盾之中。今天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事实的一个生动例证。

自从苏联加入战争以来，一场悲喜交加的争论在英国爆发。英国广播公司去年开始在每周日九点新闻播出之前播放所有盟国的国歌。自然，6月22日之后，问题出现了：《国际歌》是否应该在广播中播放呢？答案似乎很明显：应该播放。但是，请记住：《国际歌》不仅是苏联国歌，而且是国际无产阶级，特别是英国共产党的战斗之歌。成千上万的英国保守分子听到这首曲子时不寒而栗。媒体、议会和社会对此激烈辩论。……7月11日，达夫·库珀来电，问我们可否找苏联或俄罗斯的其他歌曲替代《国际歌》。他举了个例子，在6月22日莫洛托夫的演讲结束之后，他听到管弦乐队演奏《库图佐夫进行曲》——不能用它替代《国际歌》吗？不用说，我断然拒绝了这个主意。7月12日，我去拜访达夫·库珀。……我从和库珀的谈话中了解到，丘吉尔是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丘吉尔宣称：我已经准备好为俄罗斯做任何事，但我不会允许共产党人从《国际歌》中捞取政治利益。……

苏联和英国之间缔结军事同盟的消息于今天下午两点宣布。我好奇地等着，想听听英国广播公司晚上八点四十五分会播放什么。然后呢？在国歌播放时段的第一首乐曲是……一首非常优美但鲜为人知的苏联乐曲。没有《国际歌》。在那首乐曲之后，其他盟国的国歌都相继奏出。

……在英国广播公司展示英国政府的懦弱和愚蠢时，我们在吃晚餐。阿格尼娅非常激动，同时也对我很生气，因为我很平静，还觉得这一切很有趣（我在嘲笑英国政府）。她叫道：“我觉得我们在英国白待了九年！”

她无法克制自己，猛然起立，眼泪汪汪地跑出了房间。我花了好些时间才让她平静下来。……

（第六篇文摘：1937年8月1日[七七事变后，中国外交官们在国际场合为国积极奔走]）

1937年8月1日

远东地区一片火海。后果难以预料，但可能是巨大的。

7月中旬，当日本在北平附近发动进攻后，中国驻苏联大使问我们打算怎么做。他特别想知道，我们是否准备单独干预，还是与其他大国一起干预。李维诺夫回答说，我们不会单独干预，但如果向我们提出一份联合外交照会，我们将予以讨论。

中国驻英大使、驻法大使（顾维钧）和驻美大使（施肇基）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此外，南京政府还向《九国公约》的成员国发送了一份关于冲突的备忘录。

英国人变得非常担心。艾登（在7月17日和27日）告诉我，英国政府非常忧虑，并希望在东京组织一个伦敦—巴黎—华盛顿联合行动方针，坚持和平解决冲突。但是美国人拒绝参加联合行动，只准备与英国采取“平行行动”——一个弱得多的选项。因此，英国和法国分别在东京和南京发表了相同的声明，呼吁停止武装冲突并进行调解。美国单独制定了相同的外交照会。但艾登对这类举措的有效性没抱多大信心。他有充分怀疑的理由。

最近从美国抵达英国的中国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在郭泰祺的陪同下于7月23日来看我。孔祥熙约五十岁，身材敦实，活力四射，魅力十足，不拘小节。他单刀直入，要求我们援助中国，还相当笨拙地强调，日本人夺取北平只不过是攻击苏联的前奏。具体而言，他建议我们在中国东北边界进行军事佯动。当然，我没有按照他的想法给予任何保证。此外，孔先生告诉我，他在不久前见过罗斯福，后者赞成《太平洋互不侵犯公约》，但认为一个互不侵犯公约不足以维持和平（空头承诺在今天还有什么价值？）；他渴望更有效的方法，尽管他指的不是互助条约。但同时非常重要的是，在实现美国海军计划之前，罗斯福不可能认真对待协议问题！孔祥熙还表示，去美国之前，他在德国与政权领导人进行交谈，发现戈林（时任国家航空部长和纳粹德国空军总司令）是个十足的反苏者，沙赫特反而是“亲苏者”。据说，与孔祥熙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后，希特勒开始相信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可能可以正常化。

7月27日，郭泰祺邀请我和我的妻子共进午餐。之后，郭泰祺、孔祥熙和来自巴黎的顾维钧带我进入隔壁的房间。孔祥熙又一次生硬地对我说，无论英国和美国如何行事，中国和苏联都必须团结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因为两国都是受东京军国主义者威胁最大的国家。由于我非常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回应，孔祥熙急忙转向实际问题。他不再坚持在中国东北边境进行军事佯动，而只是提出了苏联向中国供应武器的问题。我答应就此事与莫斯科沟通。

郭泰祺今天拜访了我。他告诉我，他见过艾登两次，并坚持让苏联参加远东地区的联合行动。然而，艾登拒绝了他的请求，认为这只会让情况变得复杂。郭泰祺认为艾登仅仅是害怕德国和意大利。关于这一点，他告诉我，德国和意大利驻苏联大使已经通知中国驻苏联大使，只要苏联不介入中日冲突，德国和意大利将保持中立。但如果苏联卷入远东冲突，德国和意大利将支持日本。

郭泰祺还告诉我，德国以给予孔祥熙一亿马克的信贷力度继续向中国运送武器，以换取中国的原材料。同时，意大利积极回应了中国最近提出的特定武器和弹药的要求。这就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力量！但我倾向于认为，如果远东地区的战火加剧，意大利和德国终将显露其意识形态色彩。

还有一个来自不同领域的细节。据郭泰祺介绍，英国驻德大使亨德森正试图说服美国驻德大使多德，为希特勒提供英美联合贷款。而且，在与纳粹领导人的会谈中，他表示英国会很容易接受德国以“联邦条款”兼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混蛋！

（第七篇文摘：1942年7月19日和7月21日[充分体现迈斯基敏锐的判断直觉和出色的工作能力]）

1942年7月19日

艰难的一周！

前线的形势极为严峻。……在过去的一周里，德国在顿河河谷的迅猛攻势大获成功，罗斯托夫显然正面临威胁。很明显，德军正在朝斯大林格勒方向前进，旨在突破伏尔加河防线，并将高加索地区与苏联其他地区割裂开来。如果他们成功，形势将变得危急。他们会成功吗？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们不会。……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我们的国家、革命事业以及整个人类的未来都面临着致命危险。

然而过去这一周，伦敦这里的情况和前线形势一样严峻。我与丘吉尔、艾登、克里普斯、比弗布鲁克等人的会谈，以及我所听到、看到和读到的一切，让我得出以下结论：

（1）1942年不会开辟第二战场。

（2）英美对苏联的物资供应将会减少（因为继续向北方派遣护航船队面临困难）。（编者注：在PQ17遭受惨重损失之后，丘吉尔于7月15日通知斯大林，将暂停派遣护航船队运送物资。）

（3）可能出现的情况包括：北方行动（在贝柴摩等地），莫洛托夫访问期间讨论过的跨海峡登陆行动（虽然我不能保证它会得到实施），加强对德国的空袭以及对法国海岸的突袭（除非我们施加巨大压力）。……

说得直白一些，这意味着在今年的战斗中我们只能依靠自己。换句话说，在最关键的时刻，我们的盟友抛弃了我们，让我们听天由命。这是最令人不快的事实，但我们没有必要对此视而不见。我们必须在所有的计划和考量中都考虑到这一事实，而且今后也必须将它铭记在心。

［迈斯基的判断又一次完全正确。丘吉尔在访问期间决心“推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作出的这一决定”，以此将美国的力量转移到“中东这个我们无法有效利用的地方”。史汀生和马歇尔都被丘吉尔的决心激怒了。同样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强烈反对这一改变，认为这意味着“在1942年绝不可能实施‘波列罗行动’”，而且“在1943年也不太可能实施”。迪尔将军提醒首相：“马歇尔相信，您最喜欢的是‘体育家行动’，就像他最喜欢‘波列罗行动’一样。而且哪怕遇到最小的挑衅，您也总想要回归旧爱”。

为了防止英美间产生分裂，罗斯福派马歇尔和霍普金斯前往伦敦，要他们在一周内解决战略上的冲突。罗斯福的手段很高明，还是让丘吉尔自己说服美国的特使为好。］

1942年7月21日

上个周末我都一直待在博温登思考近期的行动计划。有个问题困扰着我：在这个关键时刻，身为苏联驻英大使，我还能做些什么来帮助我的国家呢？我能做些什么，把英格兰的统治阶层从危险的昏睡中唤醒，并且动员这个国家的力量加速推进开辟第二战场呢？

带着这些一直在我脑海中翻来覆去的问题，我在花园里漫步，躺在草地上，凝望远处蔚蓝的天空，让酷热的阳光照射在我的脸、脖子、胳膊和胸膛上。在英国，这样的天气很少见。然后，我想出了以下计划：

（1）斯大林应该在护航船队和第二战场的问题上与丘吉尔直接交涉。……

（2）一旦斯大林向丘吉尔发出这样的信件，我将会在与议员们的非正式会议中，以及在伦敦各大报纸的编辑面前以同样的口气讲话。……

我已经就此计划向莫斯科提出建议，正在等待回复。

我预测，这个计划可能会对形势产生一定的影响，并有助于加速开辟第二战场。至少，它可以推进次要措施的实施，例如恢复派遣护航船队和加强对德国的空袭等。

最后，万一出现最糟糕的情况，我的计划也可以在我们的人民和历史面前为苏联政府辩护。它会表明，苏联政府已经尽一切可能的努力将英国的统治阶层从昏睡中唤醒。如果没有成功的话，这并不是我们的错。

［迈斯基日益受到孤立，于是他重拾以往惯用的做法：提出政策建议。7月16日，他建议莫洛托夫，鉴于丘吉尔在给斯大林的信中避免提及第二战场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指出，事实上在最关键的时刻，我们的盟友抛弃了我们，让我们听天由命”。他策划的方案是让斯大林严厉责备丘吉尔，然后通过两位领导人的会晤寻求和解之道。他的计划为丘吉尔在8月初首次访问莫斯科的“手镯行动”铺平了道路。］

（第八篇文摘：1941年4月11日和4月15日[迈斯基评价即将回国的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

1941年4月11日

郭泰祺来与我道别。过几天他就要离开英国，取道美国回重庆就职。很快，我们将知道他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外交部部长。

郭泰祺热情地详述了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他保证会全力合作以达目的。他还说，中国只有在全面的社会改革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掀起真正而持续的民族主义浪潮，尤其是在农民阶级之中。他有些天真地补充说，从根本上看，所有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都赞成这个观点。他们只在实行这些根本性改革的方式与时机上存在分歧。他就像歌德笔下的格雷琴。

在外交政策领域，郭泰祺希望与苏联建立一种非常紧密的友好关系，并与“民主国家”，即英美建立非常紧密的“同盟”关系。我想知道他如何能够做得面面俱到，我们拭目以待。

然而，这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在重庆当前的大环境下，郭泰祺的好意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欢迎。如果遇到抵制（这种可能性很大），他能否展现出足够的意志力与独立性坚持自己的路线，毕竟蒋介石是一个强势和专断的人。所以还是这句话：我们拭目以待。

郭泰祺的到访多少令我有些伤感。他比我早三个月到伦敦，八年来，我们一直相处得十分融洽。我们经常见面，一聊就能聊很久，已经相互习惯彼此。我们之间建立了互信的关系（当然，一个苏联人与一位资产阶级外交官建立信任是可能的）。郭泰祺从来不会欺骗或是误导我。当然，他也不会对我毫无保留，在有些话题上他会保持沉默，但我知道，只要是他愿意和我说的事，那一定是真话。我也投桃报李。我们在日内瓦也见过好几次，那时候他作为中国代表经常去那里。在日内瓦湖湖畔，我们也保持了十分友好的关系。在日内瓦的外交生活中，我的许多回忆都与郭泰祺有关：万国宫的招待会、部长级晚宴、时尚的“花园宴会”、政治家们的午宴，还有半官方的“周末”聚会……

经过八年循规蹈矩的外交官生活之后，现在郭泰祺却要永远离开伦敦了！他的离开让我想起了我作为大使首次踏足英国以来所有的日子。它同样提醒了我，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很快，我也不得不永远离开伦敦。我已为此作好准备。老实说，1932年10月刚到伦敦时，我从未想过我会在这里待这么久。我觉得我大概还会在伦敦待上五年左右，但是至于会不会再久一些，我都没想过！

与郭泰祺道别时，我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我们回忆起外交圈子中与我们差不多同期到伦敦就任的“同辈”们：赫施、格兰迪、柯宾、宾厄姆。命运真是迂回曲折啊！“有的人已不在人世，有的人已远去。”（注：迈斯基引用自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语。）

……如今，郭泰祺也要离开了。他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微笑着说：“你留下来，坚守岗位！”

4月15日

郭泰祺举办了一场大型招待会，与他众多朋友“道别”，我刚从那里回来。招待会来了六百多位客人——大臣、外交官、新闻记者、政治家、议员以及来自伦敦金融城的商人。可能自从战争爆发以后，伦敦已不曾举办如此大场面的招待会了。客人们都兴高采烈，容光焕发：“上流社会”太怀念这样的外交场合了。

过两天，郭泰祺就会经里斯本飞往美国。在这里，我想重新刻画他的形象，从这些年来的会谈、对话、观察与印象中简单描出他大致的轮廓。

郭泰祺的外貌平平无奇：他是个十分瘦小的中国人，有一张东方人典型的圆脸，一副大大的牛角框眼镜架在他扁平的鼻梁上。他摘下眼镜的时候（他偶尔会这么做），可以看到他的眼睛非常小，脸也很平。从他的外表根本看不出他的年龄：或许是三十五岁，或许是六十岁。实际上，他大概五十岁。郭泰祺的动作总是不紧不慢，稳重优雅。这些都反映了他的个人性格与民族气质。正如对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我对这个民族从骨子里散发出的庄重气质深感敬佩，那是由他们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培育出的庄严的沉稳。在与他人的对话中，我曾有次因英国政府采取的某个行动，因日本使出的某个阴谋诡计而勃然大怒、暴跳如雷，但郭泰祺总能保持冷静，只是说，“这些都会过去的……”，“这总会改变的……”，“不能失去耐心……”。

我总有一种感觉，郭泰祺是站在他们五千年历史的高度俯视我，就像一个睿智的老人面带微笑看着一个情绪激动的年轻人，他想说：“是的，我的人生经历了许多事情……许多事情……好的坏的都有……我也曾像这个年轻人一样激动过，但我再不会这样了。人生有它自己的平衡法则。人必须学会等待——该来的总会来的……总会来的！”

确实，所有的欧洲国家（哪怕是德国、法国与英国，更别说年轻的俄罗斯了）跟中国相比都显得稚嫩吧？英国以世纪为单位来谈论他们的历史，中国则需用千年。一个中国人在说最近发生的事件时，也会无意中脱口而出：“在唐朝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或者是：“两千年前，某某诗人曾说……”

诸如此类。

郭泰祺出生于长江流域的一个“科学世家”。他年少时就失去了双亲，最后去了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这就是为什么他说的一口流利英语中带有轻微的美国口音。之后他回到中国，作为一名国民党人积极参与了民族革命活动。他曾经参加1926—1927年的战争。他一路跟随蒋介石，在中国政府中担任过不同职务。1932年，他在上海参加了与日本的停战谈判。是年年末，他作为中国公使抵达伦敦，后来成为驻英大使。作为中国的外交代表，郭泰祺非常活跃，也非常成功。他交际广泛，熟人颇多，所以消息灵通，而且他在对人对事的判断上也独具慧眼。他在外交部和政治圈内为自己赢得了良好声誉。无论是左翼分子还是右派人士，都与他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对戏剧和艺术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至于是不是真的感兴趣我就不好说了）。

不用说，郭泰祺也有弱点。他是个爱奢侈喜享乐之人，并且越来越习惯于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的某些收入来源也比较可疑：我十分怀疑他利用外交官身份通过走私挣外快。他的家庭生活也有些问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他总是试图与妻子（一个肥胖又没文化的相当普通的中国妇女）保持距离。在伦敦，他身边总是不乏年轻貌美的中国女性。不过，郭泰祺毕竟是个资产阶级外交官，而且还是个中国人——要是用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去衡量他也实在有些荒谬。

在政治领域，郭泰祺深受英国的影响。在当前战争的大背景下，他业已成为英美阵线的忠实支持者。然而，我们一起在伦敦的八年间，他也一直努力与苏联改善关系。他与我一直保持亲密友好的关系，同时也尽其所能为英苏关系的改善出力。在与我道别时，当说到与苏联、英国和美国都要秉持友好关系时，他的真挚也毋庸置疑。但这样的路线有可能实现吗？这在当前形势下行得通吗？

我不清楚。事态的发展会给我们答案的。

郭泰祺能不能坚持这一路线？

对此，我也没有答案。人都是善变的，尤其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