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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系列研究丛书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论 王伟光 邓纯东等 著
ISBN: 9787559838186

出版时间:2021-06-01

定  价:85.00

责  编:刘隆进 原野菁
所属板块: 主题出版

图书分类: 文集

装帧: 精装

开本: 32

字数: 330 (千字)

页数: 492
图书简介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丛书”,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为基础,以党、国家和人民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导向,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力求把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理论宣传和现实应用有机结合起来,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本书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丛书”之一种,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批准号2015MZD027)的最终结项成果。书稿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理论,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经验及其启示等多重视角系统总结分析了古今中外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中国国家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建议。书稿内容导向正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王伟光,1950年出生,中央党校哲学博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的理论创新等方面。邓纯东,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研究。

图书目录

目录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理论研究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理论的论述

二、列宁的国家治理思想

三、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思想

四、十八大以来党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

第二章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经验及其启示

一、秦汉时期国家治理的经验与教训

二、唐代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教训

三、明代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教训

第三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

一、背叛初心: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二、波兰对团结工会等社会组织治理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第四章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治理的体制、方略、经验教训

一、新加坡、韩国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与启示

二、菲律宾、印尼国家治理实践及对中国国家治理的启示

三、越南、印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第五章西方发达国家及拉美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

一、欧洲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二、美国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三、拉美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第六章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治理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治理:重要地位与应有意蕴

二、当前农村社会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治理的对策选择

第七章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热点和难点问题

一、关于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问题

二、关于正确认识当前我国阶级与阶级关系的问题

三、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四、关于我国边疆社会治理中的民族宗教问题

第八章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略、制度、体制、机制研究

一、国家治理演进及特点剖析

二、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状

三、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建设

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制建议方案

六、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机制建议方案

序言/前言/后记

前言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于2015年10月18日立项。该项目第一首席专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同志。首席专家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院长、党委书记邓纯东同志,信息情报研究院副院长辛向阳同志,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冯颜利同志。

课题立项后,课题组首席专家高度重视,多次召开课题组会议,带领课题组优化细化课题计划,明确分工,开展实地调研、课题研究等工作,各项工作按照计划有序推进。

2017年底,课题组完成课题结项报告。报告内容包括: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理论研究;

第二章: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经验及其启示;

第三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研究;

第四章: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治理的体制、方略、经验教训研究;

第五章:西方发达国家及拉美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研究;

第六章: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治理研究;

第七章: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热点和难点问题研究;

第八章: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略、制度、体制、机制研究。

课题研究期间,课题组形成了系列阶段性研究成果。王伟光等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委上报内参9篇,其中3篇获习近平同志批示,多篇获中国社科院优秀对策信息特等奖和一等奖,课题组成员在核心期刊等公开发表论文59篇。根据国家社科基金管理规定,本课题可以申请免于鉴定结项。

同时,课题组围绕中国治理体制特点、优势及改革方向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热点和难点问题,完成9篇研究报告、7篇专题研究材料,上报中宣部理论局。

编辑推荐

近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论》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2021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属“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系列研究丛书中的一种。

撰写本书的专家组成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院长、党委书记邓纯东等。课题研究期间,形成了系列阶段性研究成果。王伟光等专家向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委上报内参9篇,其中3篇获习近平同志批示,多篇获中国社科院优秀对策信息特等奖和一等奖,课题组成员在核心期刊等公开发表论文59篇。可以说,本书是一项意义重大、现实价值突出的主题出版项目。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精神,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其中国化的国家治理理论为指导,通过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经验及其启示,世界各国国家治理成功经验和失败案例等多重视角系统总结分析了古今中外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中国国家治理存在的问题,对中国新时代治理体制特点、优势、改革方向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建议。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理论研究;第二章: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经验及其启示;第三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第四章: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治理的体制、方略、经验教训;第五章:西方发达国家及拉美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第六章: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治理;第七章: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热点和难点问题;第八章: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略、制度、体制、机制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论》的出版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需要,是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需要。对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精彩预览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重要基础和来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学习和借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开始了治理社会主义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系统研究、全面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其中国化的国家治理理论,是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理论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和消亡等方面进行论述的理论,称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这一理论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寻求解放的革命斗争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但是,新时期面对现实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理论遭遇到时代的挑战,这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如何正确掌握和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理论。因此,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不仅可以为丰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提供较为牢固的理论基础,也可以为我们研究和透析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国家的阶级性与政治统治职能

马克思关于国家性质的论述主要是从国家的起源出发进行考察的。关于国家的起源,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初期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不可能存在阶级和人剥削人的现象,从而在经济方式上必然表现为原始公有制,而在政治方式上必然表现为原始民主制。但是,新的生产工具的使用,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以及交换的不断深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剩余产品出现,为剥削提供了可能性,产生了阶级分化,从而使得原始社会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了矛盾运动,所以“这种组织是注定要灭亡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页。。因此,马克思认为,国家是社会分化出阶级之后的产物。而在对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察中,马克思首先将“生产”和“现实中的个人”联系起来,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分工”。马克思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所有制理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把国家的产生同物质生产和社会分工联系起来,从而挖掘出国家产生的阶级根源和阶级利益本质。马克思对国家起源的思考是放置在现实世界之中,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市民社会”进行探讨完成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第一次涉及国家产生的阶级根源和阶级利益本质问题。在此著作中,马克思明确地将自己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奠基于“社会现实生活”,把唯物史观作为历史前提,从而提出了萌芽态的两种“生产理论”,即“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可见,马克思是从两个维度来思考国家的起源问题,一种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特别侧重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考察,表现为“分工”理论;另一种是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主要考察生产关系形态,表现为“所有制”理论。马克思正是从国家的起源看出国家的本质,国家是因阶级的存在而起源的,那么它就不过是某个阶级的组织。换句话说,国家产生于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它是阶级统治的手段和工具。因此,马克思认为,国家“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抗的正式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5页。,“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页。。换句话说,国家是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国家具有阶级性属性。

恩格斯受马克思的直接启发,从国家的起源出发去考察国家的本质,并做出回答,即国家产生于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统治的手段和工具,因而无产阶级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国家起源的三种形式,从而进一步确定了国家阶级性的本质。恩格斯指出,在原始公社制度下,随着氏族组织的发展,生产工具不断改进,人们的劳动能力不断提高,产品逐渐出现剩余,这就为私有制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而且相伴随的是社会大分工的不断发展。首先是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随后是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这次分工则使奴隶制“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页。。等到商业独立化之后,“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页。。可见,正是由于剩余产品的出现和社会分工的推动,导致财产占有在部落或氏族成员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加剧最终使占有财富者与不占有或较少占有财富者变成了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即奴隶主和奴隶。

奴隶主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就需要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暴力组织去镇压奴隶的反抗,从而把剥削和被剥削关系固定化、合法化。而氏族组织因不能有效地保护奴隶主阶级的特权,所以“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6页。。构成国家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页。。这些不同于氏族社会的特征构成了国家的基本规定性。在氏族制度的基础上,恩格斯具体分析了形成国家的三种形式:雅典式,这种“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6页。,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4页。;罗马式,这种国家的起源不仅依赖于本氏族内部的阶级斗争,而且还掺杂着外族居民反抗罗马贵族的斗争;德意志式,这种国家是靠战争征服外国广大领土而产生的。因此,在恩格斯看来,尽管有各种不同的国家产生形式,但基本都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结果,区别仅在于有的是阶级对立的直接结果,有的则是阶级对立的延伸和渗透。

最后,恩格斯对国家的起源做了总结概括。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原始的氏族管理机关已经逐渐从“人们的代表”变为“人民的统治者”。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挣脱了自己在民族中,在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页。。所以,“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6页。。因此,恩格斯最后总结到,“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6—187页。。由此表明,国家产生于社会,是社会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是国家产生的最为根本的原因。

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国家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国家的职能和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方面,马克思认为,随着工业的发展,国家的压迫职能会增强。他说,不管是不是民主共和国,现代国家的压迫性比古代国家和中世纪国家都要突出。因为“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每经过一场标志着阶级斗争前进一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暴露得更加突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另一方面,恩格斯也认为,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到国家所有制和发展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对人民的剥削也会更甚以前,因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特性职能不但没有发生变化,而且为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无产者提供了便利,增强了压迫和剥削。

(二)国家的公共性与社会管理职能

马克思、恩格斯在坚持国家阶级性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国家的公共性。他们看到,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国家有可能表现出一种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上的超然姿态,有可能具有自己的、不同于任何一个阶级(包括统治阶级)的利益。也就是说,国家既是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也是平衡社会各阶级利益的工具。国家不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还是社会冲突的缓和者和社会秩序的提供者,它具有某种超越阶级统治的独立性。正如恩格斯明确指出的,在人类历史上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9页。。国家是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社会组织,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

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国家在起源和本质上不仅具有阶级性,同时也具有公共性。从国家的起源上说,国家同时产生于满足和发展公共利益的基本需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与阶级性一样,国家的公共性同样是国家的基本属性。他们是以分工作为逻辑起点来论述这一属性的。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三者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时,将分工看作是上述三者产生矛盾的基本原因,认为,“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此外,不言而喻,‘幽灵’‘枷锁’‘最高存在物’‘概念’‘疑虑’显然只是孤立的个人的一种观念上的、思辨的、精神的表现,只是他的观念,即关于真正经验的束缚和界限的观念;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往形式就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页。。他们认为,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产生的分工和社会分裂为单独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平等的分配,于是私有制也就由此产生。

私有制的产生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于是,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存在于现实之中。最后,分工还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中,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人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因此,私人利益一旦出现就与公共利益存在着矛盾。随着阶级及阶级差别的出现,所有相互交往的人民的共同利益不复存在,私人利益所对抗的实际上是那些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并代表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公共利益。这一矛盾使公共利益陷入危机。为了维护这种公共利益,社会在管理上就需要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于是,特殊的公共权力,即国家的管理权力就出现了。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进一步阐述了国家公共性的观点。他说:“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生产力逐渐提高;较稠密的人口使各个公社之间在一些场合产生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场合又产生相互抵触的利益,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护共同利益和防止相互抵触的利益的机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9页。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生活总是会产生与社会生活的整体息息相关的公共利益和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即便总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国家,它也必须成为公共利益的实际主体,并承担履行公共事务的公共职能。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在很多著作中都强调国家的阶级本性,但他们从没有否认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存在。对于社会管理职能,早在1853年前后,马克思在开始研究东方问题时,就已经有充分的论述。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分析印度政府的职能时,就发现国家担当了许多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如“农业上人工灌溉具有极端重要性,修建和管理公共水利工程、交通道路的任务”都应由中央集权政府所承担。马克思指出,“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0页。。由于自然气候和土地条件,人工灌溉设施成为东方农业的基础。亚洲的一切政府因此都必须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承办公共工程的职能。马克思还用英国人的无知进行了反证,“现在,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那里接收了财政部门和战争部门,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自由放任原则——行事的农业便衰败下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1页。。马克思对亚洲国家的政府部门所具有的“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的分析表明,国家不仅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也是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需要。

后来,恩格斯在马克思关于社会管理职能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国家起源的两种途径说明了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首先恩格斯从社会的公共需要角度论证了国家的起源。他指出,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逐步产生的。“在每个这样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9页。正是“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0页。。在这里,恩格斯对国家起源的论述明确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具有的社会管理职能。此外,他还进一步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0页。。这就明确肯定了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是国家政治统治得以存在的必要性。

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国家不仅具有阶级压迫和剥削功能,而且也是平衡社会各阶级利益的工具,从而具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等职能。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包含了丰富的社会管理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管理思想以其国家理论为基础,剖析了资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的性质及其有限性,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社会管理的必要性、管理措施的过渡性及其人民主体性原则,设想了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管理组织形式和管理目标。

(三)“国家消亡”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因此,国家的产生和消亡与阶级的产生和消失密切相关。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8页。。国家随着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但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会日趋消亡。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页。国家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到那时社会将变成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差别,促使国家消亡,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因此,国家消亡是必然趋势,但是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阶级、国家都只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人类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也不知国家权力是何物的社会。国家只是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分裂为阶级时,才成为必要。因此国家是社会被分裂成阶级后,阶级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国家与阶级的存在是紧密联系的。而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阶级对立的生产关系必将成为社会生产的真正障碍,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将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而当社会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阶级的时候,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国家也就成为多余的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页。。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当氏族制度处于过时阶段,就会被社会分裂成阶级,被国家取代。恩格斯还认为,社会不是被硬塞给国家的,“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6页。。所以,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国家的产生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出现的,有其历史必然性。“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聂立泽:《浅谈国家消亡的过程及其完全消亡的条件》,《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国家也是如此,也会经历一个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国家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此,它也必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走向灭亡。

国家的产生是公共权力与社会分离的结果,一旦公共权力由少数转移到多数乃至全体成员手中并自觉运用时,国家的政治权力已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国家也将消失。“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8页。国家消亡使国家回归社会,并作为一个社会管理机关服从并服务于社会。而马克思把实现人类解放的社会理想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认为国家的消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它的实现是以一定的历史条件为前提的。那么国家将在什么条件下消亡?对此,马克思从经济基础、政治前提和思想文化条件等方面展开了可能性论证。首先,共产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是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其次,共产主义民主的高度发展是国家消亡的政治条件。恩格斯曾说,“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页。。这也就是说,国家的存在意味着有一个从社会中产生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共产主义民主既是国家存在的形式,也是国家消亡的形式。再次,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的高度发展是国家消亡的思想基础。国家的消亡不仅需要高度发展的生产力,而且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产主义道德觉悟的极大提高,这两者统称为共产主义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

尽管国家消亡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趋势,但更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渐进的过程。换言之,国家消亡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国家消亡是一个自发的、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始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终结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的到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家的政治职能和阶级压迫工具性质日渐缩小和削弱,而其社会管理职能则日渐加大和增强。而当阶级消灭,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国家的政治职能和阶级压迫工具性质将完全消失,只保留社会管理职能。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国家就完全消亡了,而代之以社会管理机构。国家的消亡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即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国家,实现共产主义,才有可能谈得上国家的消亡。而要具备这些客观的条件,是需要经历一定的历史发展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高度发展是国家消亡的基本条件,而要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二、列宁的国家治理思想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启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带领俄国人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随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其形成了一个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列宁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者,在继承他们关于国家阶级本质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俄国革命的实践,进一步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理论,尝试通过暴力革命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政治统治。

(一)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础上,为解决俄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所形成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与革命民主专政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并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形式、主要任务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条件都有系统的认识和研究。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前,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建立过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虽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但是它存在的状态是非常短暂的。而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国家政权才是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而走上执政地位的俄共(布)党,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对此进行了探索,从而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形式、内容、任务、基础和领导等问题作了详细论述。这不仅大大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还为巩固俄共执政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了理论指导。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胜利以后,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经济结构的基本形式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在政治上与之相适应的基本阶级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和无产阶级。由于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不一样,他们在政治上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资产阶级是在政治上已经被推翻、在经济上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阶级。

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因此总是向无产阶级发动反抗。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样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

因此,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打退资产阶级的反扑,就必须和这些中间阶级结成广泛的同盟。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以后,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成了统治阶级,也就是成了掌握着国家政权的阶级、支配着公有化的生产资料的阶级、领导着中间阶级镇压剥削者日益反抗的阶级。无产阶级的这种地位,要求其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当然,由于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刚刚取得执政地位,在政治上还缺乏经验,所以,“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页。。但是,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无论资产阶级如何反抗,都改变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必定要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形式上,马克思曾肯定巴黎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可以使劳动者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列宁在俄国革命的早期,十分重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他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又发现了苏维埃是俄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不仅详细地谈论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并特别强调它是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的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而“专政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对整个社会的统治,而且是直接依靠暴力的统治,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并且击退它的反革命的尝试,必须建立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专政”《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6页。。“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9页。这里不仅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甚或是阶级性的纯粹性,而且认为“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形式”《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5页。。

苏维埃国家政权建立以后,为巩固其政权,和当时占全体人口中的绝大多数的农民结成了联盟。列宁认为,“工农联盟——这是苏维埃政权给我们的东西,也是苏维埃政权的力量所在。这是我们取得成就、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8页。。他还说,“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5页。。“我们帮助农民,是因为不和他们联盟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政权,更谈不上保持政权了。”《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6页。“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建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建立的联盟。”《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2—363页。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9—50页。。因此“工农联盟”是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和支柱,巩固了工农联盟,就可以保证苏维埃政权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事业。

同时,苏维埃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列宁还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就是“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创建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总之是工厂的产业工人,才能够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共产党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无产阶级专政由无产阶级领导,实质上则是由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列宁认为,“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4页。。所以,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领导力量。但是,共产党的领导必须通过苏维埃、工会、非党工农代表会议等“传动装置”和本阶级的群众取得密切联系来实现。这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本身的结构”《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9页。。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刚刚建立的苏维埃国家政权就遭到国内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反扑,因此,列宁最初对这种新型的国家政权过多地强调了专政的暴力镇压职能。他说,“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关或者机器”《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8页。。“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4页。,因此,“这个专政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即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就应该取消他的无产阶级领袖或顾问的资格”《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35页。。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职能过分强调,曾遭到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说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仅仅是暴力。对此,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相似的地方在于,同任何专政一样,是由于必须用暴力镇压那个失去政治统治权的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中世纪的地主专政,一切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大多数人即劳动人民的反抗。相反地,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9页。同时,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最广大的民主。“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页。

然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求。在打退国内阶级敌人的进攻以后,形势趋于稳定,列宁更强调要发展经济。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的基础”《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35页。。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生产关系,从而“保证建立秩序、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计算和监督,建立比过去更巩固更坚强的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4页。。

由此可见,“‘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发展过程中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二步或第二阶段。第一步是巴黎公社”《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页。。国家政权对资产阶级进行暴力镇压,从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种“苏维埃政权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先进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页。。然而,由于“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民主”,因此,对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列宁声称,“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3页。。因为“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第一,它有工农武装力量,并且这个武装力量不是像过去的常备军那样脱离人民,而是同人民有极密切的联系;在军事方面,这个武装力量比从前的军队强大得多;在革命方面,它是无可替代的。第二,这个机构同群众,同大多数人民有极其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这样的联系从前的国家机构是根本没有的。第三,这个机构的成员不是经过官僚主义的手续而是按照人民的意志选举产生的,并且可以撤换,所以它比从前的机构民主得多。第四,它同各种各样的行业有牢固的联系,所以它能够不要官僚而使各种各样的极深刻的改革容易实行。第五,它为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毅力、最先进的部分提供了组织形式。第六,它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5—296页。。

因此,在列宁看来,苏维埃政权不仅是一种民主,而且比在当今其他一切国家盛行的民主都要好。正如斯大林所评价的,因为它不仅是“群众本身的直接的组织”,而且也是“工人和被剥削农民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结合和合作的场所”,更是“多数居民统治少数居民的政权”,它是“一种多数人实施并且在多数人内实现了民主的专政”。《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2—224页。同时,在苏维埃政权中,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在阶级斗争中充当着主导的角色。正如斯大林所说,这种“党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是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别的什么专政”《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6页。。也就是说,“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页。。不仅如此,这种苏维埃政权具有镇压资产阶级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双重职能。

(二)列宁的社会管理思想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者,在领导苏维埃国家的建设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管理思想,把他们关于共产主义的一些社会管理设想和苏维埃俄国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思想。这些社会管理思想是伴随着苏维埃国家的建设进行的,同苏维埃国家的成立和巩固紧密相连。苏维埃新政权建立并取得国内战争胜利后,列宁就指出,新型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不仅需要掌握坚强有力的国家暴力机器,更要通过国家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迅速发展经济。列宁从苏维埃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管理思想的理论进行探索和大胆实践,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人民管理国家,实行民主集中制,要有管理人才和严整的组织等许多“管理俄国”的新思想,从而开创了社会主义管理的新局面。

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苏维埃新的国家政权。列宁作为领导者,在革命刚刚胜利初期,领导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建设时,认为政权刚转到苏维埃手中,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学会管理,苏维埃应该分成若干小组把管理工作担当起来,向社会主义前进。在组织对俄国的管理上采取的措施是“计算和监督”,并把它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管理社会的方式。列宁认为当时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击败,可是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就是要创造资产阶级既不能产生也不能存在的条件。列宁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中指出:“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在列宁看来,建国初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就是利用手中的政权夺取资产阶级手里的企业和经济部门,从而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列宁看来,“计算和监督”是一种全社会性的管理措施和行动。他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计算。如果你们愿意对每一块铁和每一块布都实行计算,那就是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在这里他讲的“计算”显然是指苏维埃国家要有管理经济的计算职能,这种“计算”,在本质上就是通过统计把投入和产出计算清楚,制定出符合国家经济发展客观实际的计划,并不断根据客观情况变化对计划进行调整,是国家管理整个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和一个职能。而对于“监督”,列宁认为,苏维埃俄国的国家政权要成为一个“监督”机关,全国的一切企业、机关和人员,以及全部生产、分配等都将置于它的监督之下。1918年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篇著作中他还强调:“没有监督,就是扼杀社会主义的幼芽,就是盗窃公产。”《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8页。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建立,在关于无产阶级政权机构建立问题上,列宁借鉴了马克思、恩格斯给予积极肯定的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实行普选制、罢免制等制度。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还对苏维埃国家政权的性质做了明确的阐述。他指出:“苏维埃民主制即目前具体实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在于:第一,选举人是被剥削劳动群众,排除了资产阶级;第二,废除了选举上一切官僚主义的手续和限制,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并且有罢免当选人的完全自由;第三,建立了劳动者先锋队即大工业无产阶级的最优良的群众组织,……从而第一次着手使真正全体人民都学习管理,并且开始管理。”《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4页。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苏维埃政权,在施政原则上,也同样借鉴了巴黎公社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如列宁所说,“巴黎公社作出了把来自下面的首创精神、独立性、放手的行动、雄伟的魄力和自愿实行的、与死套公式不兼容的集中制互相结合起来的伟大榜样。我们的苏维埃走的也是这条道路”《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2页。。

列宁主张国家机构在进行社会管理时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中就是统一的意思,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如列宁所说,“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凡是思考过社会主义的人,始终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0页。。民主就是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集中前提。如列宁所说,民主集中制“丝毫不排斥各个地区以至全国各个公社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有采取各种形式的完全自由,而且相反地还要以这种自由为前提”《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0页。。列宁认为国家机关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就是把民主讨论决定问题和建立严格的责任制结合起来。如列宁在《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案》中指出:“苏维埃机关的管理工作问题一概通过集体讨论来决定,同时应当极其明确地规定每个担任公职的人对执行一定的具体任务和实际工作所担负的责任。”《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页。

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是通过人民群众选举人民代表来组织国家政权,因此,列宁也十分重视不断加强对管理工作的监督,认为广泛吸收工农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并监督苏维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是消除苏维埃机关中官僚主义恶习的一种手段,人民群众的监督是苏维埃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对国家机构形式上的监督,变成真正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监督机关。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广泛吸收人民群众有效地建设国家、管理国家,同时为了防止文化落后性造成的官僚主义作风影响国家机关,防止权力的集中和权力的滥用,必须采取不同的办法对国家政权机关的工作实行有效的监督。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最重要的任务不仅在于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和建立无产阶级国家,而且要建立来自劳动人民的政权,为此,他从理论和实践上为真正实现工农民主监督进行了努力。首先,他提出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有效监督,以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权力,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列宁在苏维埃的《真理报》上提出:“应当使工人进入一切国家机关,让他们监督整个国家机构。”《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0页。借助所有有觉悟的工人农民清楚认识这种敌人,号召“必须加紧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多派一些工人到机关里去”《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9页。。

另外,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的工作重心应该是管理国家,管理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前提。而发展生产依靠的是科学技术,需要有文化、懂管理、懂技术的人才。正如列宁所说的,“要管理,要进行国家建设,就应当有掌握管理技术、具有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经验的人才”《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页。。但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文盲占人口的大多数。而社会主体的素质高低与社会规范的优劣是由当时社会整体的文化状态和社会个体的文化素养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先进制度下,愚昧落后的封建主义文化仍然占据俄国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这种落后的文化阻碍了苏维埃制度先进功能的实现。在原则上,苏维埃制度实行高得无比的民主;但文化的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民主,并使官僚制度在实践中泛起。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揭示了文化革命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从而提出了消灭文盲的文化革命的任务。他认为,“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4页。。文化革命意味着人性的重大变革,也就是人的革命,即改造人。在列宁的思想中,实现人的改造是进行文化革命和建设的终极目标。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而且是人的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态。整个文化革命的目的就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造就一代新人。

(三)列宁的“国家消亡”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揭示了国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指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更为完整地描述了国家演变的过程和趋势。他们都认为,国家在消亡前,需要经历“政治国家”到“非政治国家”的过程,最后国家才完全消亡。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是“国家走向消亡”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国家正在消亡”的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将完全消亡”。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以往阶级社会中存在的差别被消灭,人们有条件和能力管理社会事务,社会可以通过良好的道德和习俗的调节实现健康运转,这时,国家就无须存在了。

众所周知,国家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被社会发明出来的,而这个时期的国家都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就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推翻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社会开始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3页。。而且马克思对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还做了说明:“共产主义社会”,并非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而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或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而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由于存在着阶级斗争,因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历史上的国家有着相同之处,即它们都是进行阶级压迫、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所以它们都属于“政治国家”。《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恩格斯和列宁认为,“政治国家”指的是具有政治职能和阶级压迫工具性质的国家。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都是政治国家。但是,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同于历史上那种少数人用来统治多数人的国家,而且这种国家将自行消亡,因此,它又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列宁称之为“半国家”《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页。。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批判改良派时指出,“应该用革命暴力‘摧毁’资产阶级‘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用‘公社’,用新的‘半国家’来代替它”,而且列宁进一步说,“按恩格斯的看法,资产阶级国家不是‘自行消亡’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来‘消灭’的。在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页。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结束后,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正如列宁所说的,“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这里讲的共产主义的“一定时期”,就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或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列宁不仅把它称之为“(半资产阶级)国家”和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同时还明确说,“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作非政治国家”《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这里的“正在消亡的国家”包括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指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仍然具有政治职能和阶级压迫工具性质,属于“政治国家”;第二阶段即“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属于“非政治国家”,指的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或第一阶段还没有完全消亡的国家。在“非政治国家”中,消费品的分配是和每个人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成比例的,这也是一种强制形式,谁不劳动,谁就没饭吃,分配的不平等还很严重,还没有完全超出“狭隘的资产阶级权利眼界”,因此,国家也还不能完全消失。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6页。。

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还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6页。这里讲到的“国家”,就是不具有阶级性质和政治职能而仍然具有某种强制性的非政治国家,它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而且,随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逐渐消灭,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觉悟的不断提高,国家的强制作用越来越小,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越来越大,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就从大多数人民派代表行使国家职能,逐渐变为大多数人民行使国家职能,再逐渐变为全体人民行使国家职能的非政治国家,这时候,“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那个确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6页。,只有当按劳分配已经被按需分配所代替的时候,国家权力对社会关系的干涉才会逐渐成为多余而自行停止,真正完全的民主才可能实现,国家才能完全消亡。当国内阶级已经完全消亡,国家的社会职能逐渐丧失其政治形式,内部镇压的职能基本上消失之时,再加上国际上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国外的暴力职能也将消失。但国家还保留着,这时保留国家不是为了执行镇压职能,而是为了维护某些社会利益必须保留的强制性的权力规范,这是“正在消亡的国家”。

社会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中,国家仍然存在,但这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国家,即基于社会消费品分配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之上的国家,列宁甚至把这称作“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这种性质的国家从总体上是沿着弱化的历史路线发展,一是因为比起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将“很容易、很简单和很自然”,因此不需要特殊的国家机器,只有简单的武装群众组织就够了;二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过程同时也是民主向绝大多数人扩展的过程,“以至对实行镇压的机器的需要就开始消失”。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发挥着经济作用,主要是通过武装工人的国家,而不是官吏的国家对社会生产进行监督和计算。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页。。当人们广泛参与政治,学会了管理国家后,“对任何管理的需要就开始消失”《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3页。,国家的这种经济作用也就随之消失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类社会最终将进入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他们明确指出,“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6页。。“只有在这个高级阶段,国家才能完全消亡。”《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页。在这个社会中,国家完全消亡了,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那时,社会就会摆脱国家这个“赘瘤”,把它“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人们将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因而任何强制机关都不复存在,国家将完全消亡。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要分配”,劳动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没有任何强制。

在对国家治理的探讨中,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的并在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理论,无疑成为我们追溯和研究的重要理论依据。就正如列宁所说,“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1页。。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创始人对关于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及未来发展趋势等的系列论述,是我们当前认识国家治理思想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极其宝贵的理论资源。通过梳理清楚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关于诸如国家职能等的论述,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总结出国家治理的本质、功能及理念,从而对探索当前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提供思路和带来启示。

三、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思想

国家治理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在吸收治理的理念基础上形成的概念。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生命力之所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史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发展过程,没有创新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建立,也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本身就是一个前无古人的理论创新。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史上,邓小平同志丰富并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根据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立,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史无疑是一部发展史、创新史。发展无止境,创新永远不会停止,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发展的内在要求。

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科学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治理国家的努力方向。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而发展的,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完善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中国道路也越走越宽,国家治理的理论也日臻完善。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历史,我们以下面几个基本问题为线索,大致梳理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国家治理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明确论述国家治理的问题,但在《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中,根据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情况,以及社会主义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俄国的具体实践,展开了对无产阶级国家治理极其宝贵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从而形成了经典作家对国家治理的探索的重要思想,这些思想不仅为我们指出了今天在进行国家治理过程中所要坚持和遵循的原则,也明确了国家治理的根本任务,更为我们实现国家治理指明了方向。

1.无产阶级专政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著作中就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形态。恩格斯早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就指出,从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向共产主义的财产公有过渡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通过民主的国家制度达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9页。。之后,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也指出,“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32页。。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无产阶级只有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消灭剥削者,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建立起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采取新的组织方式实现向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因为这一时期治理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旧国家更为繁重和复杂。因此,无产阶级专政首先要在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上建立强大稳定的社会秩序,以维护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维护无产阶级及其联盟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无产阶级国家所面临的社会冲突将不再是简单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而是表现为劳资对立和政党对立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与冲突。

如果是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无产阶级必须赋予国家以革命的暂时形式来缓和阶级矛盾;如果是无产阶级内部或阶层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则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冲突。无产阶级国家只能通过公平合理的政策与法律以及健全的社会协调机制,以对话、协调、谈判甚至争论的形式,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分配协议。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是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对剥削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实行专政,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建立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各方面创造有利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无产阶级国家的总秩序。

2.发展问题是国家治理的根本任务

时代发展的宏观环境与一个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国家治理与时代发展也紧密相连。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1页。。这里已经指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国家政治治理的基本任务是把生产资料收归国家所有。但是因为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对于生产资料如何实现国有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做出具体的分析,只是指明了发展方向。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当资本主义发展的集中化趋势得到加强时,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经济管理和领导职能时,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最终将承担起对生产组织的领导责任,而且“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要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6页。。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国家必须剥夺资产阶级生产资料,将其逐步地收归国家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以国家为代表来实行的,将贯穿整个过渡时期。

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产生,相互协作的社会共同劳动也出现了。马克思认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需要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的总体的运动所要产生的职能。同时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国有化与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为社会占有提供了相关准备条件,将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向新社会过渡所普遍采用的形式;并认为应把国家所有和经营区别开来,归国家所有但并不都由国家来经营。就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认为的那样,“我们一旦掌握政权,我们自己就一定要付诸实施,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这样,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81页。。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利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占有形式来发展生产,达到大力提高社会主义生产效率的目的。

同时,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以后,如何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成为国家治理的首要问题。正如列宁所强调的那样,“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3页。。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列宁认为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开始转入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包括余粮收集制、全部工业国有化、国内贸易国有化等。1921年,随着俄共(布)十大的召开,苏维埃俄国进入了“新经济政策”时期。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探索出了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3.民主管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探索了无产阶级民主建设问题。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实行全体劳动群众共同参与的民主管理。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就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就要争得民主。他们通过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仔细观察和认真研究,对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及无产阶级未来国家形式提出新的见解,明确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利用价值与有益启示,并认为要善于吸收和借鉴而不应当简单地抛弃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的有益成分。“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4页。民主共和制度的关键在于内容。如果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则其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反之,如果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则其具有无产阶级性质。就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那样,“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4页。。

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国家专政的实践尝试,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8页。。可见,公社是由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人民成为国家管理的主体,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这不仅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页。,也是最彻底、最完备的民主。因为“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让人民群众直接积极参与对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监督,对于防止政权蜕化和变质,并有效防止社会公仆演变成社会主人,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积极主张未来国家要像巴黎公社那样,政府应同时兼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实行议行合一,这样有利于摆脱官僚主义的作风,形成良好的工作作风。实行选举制、低薪制等民主原则有利于保证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人民性和社会性,可以起到对公职人员的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作用。

4.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未来走向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的诞生,是由于社会共同体陷入各类矛盾,无法实现自我管理,因此必须由国家来协调矛盾,将冲突限制在社会共同体可以接受的“秩序”之内。但是,国家一经产生,往往容易由社会公仆异化为社会主人,阻碍社会发展。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对国家的迷信,人们容易产生“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务的盲目崇拜”,以至人们从小就习惯性地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即一些本来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务也必须由国家来治理。针对这种错误认知,恩格斯明确提出,“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所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必须“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国家逐步退出公共事务管理,以至最终消亡的历史发展方向。

实际上,国家消亡的过程,也就是实现社会自主治理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巴黎公社就是一次人类努力实现社会自主治理的伟大尝试。在巴黎公社的尝试中,人们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页。。对于巴黎公社的这种尝试,马克思给予了很高的礼赞,认为它包含着人类解放最终完成的途径和方向,也就是说,人类要最终实现自由和解放,必须由社会力量取代政治力量,即由社会自主治理取代国家统治。

(二)国家治理的实践主体

国家治理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离不开开展这种实践的主体。中国国家治理的真正主体是人民群众,而这种治理实践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下实现的。坚持党的领导,依靠人民治理,实现人民共享,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鲜明特征,也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

1.坚持党的领导

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领导主体,这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前提和首要原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从而成为执政党。在中国,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决定、人民选择的,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同样,在当代中国,领导国家治理的也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已经注意到国家治理的问题,在延安时期创建了“三三制”政权原则等,在国家治理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以“进京赶考”来告诫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从思想上做好长期执政的准备。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确立以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论述了国家治理的思想,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规律,形成了根据自己的国情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高度重视加强党的领导,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党的建设,“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一条重要原则,这一原则得到了一贯的坚持,不仅被作为“四项基本原则”的其中一条,还被写入宪法。

国家治理的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性质宗旨都决定了,党的自身建设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党的建设,成为治理国家的先决条件。邓小平一贯重视党的建设,将国家治理的成败与党的自身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高度重视通过治党来实现国家治理。他在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时明确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江泽民将治党作为治国的前提,认为坚强有力地从严治党是正确有效的国家治理的先决条件。他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6—504页。,这一时期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开展了一系列教育活动。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发展完善了治国必先治党的思想,提出要将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将转变党的工作作风作为治党的重要举措。

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关键在于加强执政党建设,“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页。。

2.人民当家作主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页。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人民群众决定的,人民是国家治理的真正主体。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把人民群众视为国家治理的主人。不断巩固人民群众在治理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始终是党领导人民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条重要线索。为了实现人民治理国家的主体地位,党领导人民制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具体的制度,人民通过选举代表行使治理国家的权利,人民的国家治理主体地位是真实的,有宪法作为保障。

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坚持党的领导必然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国家治理的基本主体。中国共产党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一方面做好顶层设计,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使群众参与到国家治理的实践之中;另一方面也在广泛吸收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聪明才智。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创举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大幕,改革开放以来群众积极参政议政,提供了国家治理的新鲜建议。

3.治理主体多元化

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就是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活动。在这实践中,党的领导是前提,人民群众则是国家治理的真正主体。为了适应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要求,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智慧参与国家治理,党领导人民积极推动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治理体制机制,努力构建全方位、广覆盖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主体多元化相伴随的,是国家治理方式和形式的多样化。国家治理的基本形式是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集中统一地开展国家治理行动,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把人民群众的意愿转化为施政纲领和治国方略。我们党根据不同地域、行业、人群的特点,建立并不断完善区域自治、基层自治、行业自治等治理方式和形式。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村民自治、社区自治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吸收党内外、各行业、各基层人民的治理智慧,努力让每一个公民的国家治理地位得到体现,使得全社会的治理才能得到充分体现,共同致力于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

(三)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始终高度重视的一个原则问题。在国家治理中,“为什么人”的问题关系到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以实现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神圣使命。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价值追求,努力在国家治理中代表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给予人民更多的获得感。

1.为人民服务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页。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创立了“为人民服务”的科学理论,并使之成为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根本宗旨。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为人民服务落实在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中,他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他看来,“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邓小平不仅大力倡导为人民服务,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领导就是服务”的科学论断,他指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并且满怀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祖国和人民。”胡锦涛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我们必须进一步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全部工作中,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党同志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使我们的事业经得起任何风浪、任何风险的考验。”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在治国理政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习近平同志指出:“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追求,对于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应对新的风险挑战、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为人民服务,就要具体化为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共享改革的成果。维护人民利益是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治理国家的重要前提。加强党的领导与实现人民利益是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利益,”毛泽东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提出判断改革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其中关键一条即“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邓小平鲜明地提出维护人民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和每一名党员的准绳,“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将其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第一条。江泽民指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必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从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拓展到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成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改革给人民带来更多的实惠,要让人民拥有更多的获得感。习近平在阐述中国梦时特别强调,中国梦是中国人民的梦,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人民群众不仅是治理国家的主人翁,而且是国家治理成果的享有者,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尊重并不断得以巩固。

2.坚持走群众路线

在确立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加强党的领导和巩固人民主体地位是两个重要方面,两者也是内在一致的。人民的主体地位得到巩固,党的领导才能更加有力;人民的主体地位得到巩固,利益得到切实维护,治理国家才能获得更多的力量支持。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大力倡导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中紧紧依靠群众,他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邓小平不仅深情地称自己为“人民的儿子”,而且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治理国家好坏的评价指标。在一系列讲话、批示上,习近平发出了“人民群众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牵挂”,“让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获得感”,“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等新的时代呼声,尊重群众和热爱人民是新一代中央领导人国家治理思想的显著特点。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党的作风建设,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四)国家治理的奋斗目标

在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理论中,与“为了谁”和“依靠谁”两个问题同样重要的,还有一个国家治理的奋斗目标问题。从革命年代的共产主义最高奋斗目标到“四个现代化”的提出,一直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提出,国家治理蓝图越来越清晰,国家治理行动也越来越明朗。

1.毛泽东提出“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

将社会主义的中国治理成什么样,是一个艰巨的命题,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都在探索描绘国家治理的蓝图。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国家的“工业化”问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明确地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逐步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并初步设计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国家治理的目标,通过一系列探索实践,我国逐步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的规律认识逐渐深入。

2.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和“三步走”战略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在党的领导下,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这就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了新的认识,也有了更加清晰的国家治理目标。

同时,邓小平提出了发展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3.江泽民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和“新三步走”战略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我国在21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江泽民在报告中说,综观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21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定了“新三步走”战略,即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三步走”战略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和时代条件下,中国人民全面加速实现现代化的努力与追求。

4.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目标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美好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应该将建设和谐社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向。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重要目标提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

5.习近平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它着眼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历史担当和使命追求。

习近平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的讲话中指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也“发生了严重曲折”。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形成了国家治理的丰富经验。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是以“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的,而今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国家治理的目标越来越清晰,方向越来越坚定。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他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向中国人民发出了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代号召。“两个一百年”自此成为一个固定关键词,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7·26”讲话和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阐述、提出新要求,强调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们要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历史担当,进一步明确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部署,擘画了由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宏伟蓝图,向全党全国再次发出了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动员令。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全面准确把握“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任务要求,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接续奋斗。

(五)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

在确立了国家治理的主体及其遵循的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之后,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变得尤其重要。讲究战略和策略,一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条宝贵经验。在国家治理的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策略和方略。简单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定,改革开放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改革的思维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依法治国、科教兴国、创新驱动、人才强国、文化强国等一系列富有创新性和针对性的治国方略,推动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等区域发展战略。

1.改革开放的总方略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倡导者和总设计师,以巨大的勇气提出了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他严肃地告诫全党,“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改革开放成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改革开放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总方略。

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在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思想。习近平强调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把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落实好,就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责任。他强调在领导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2.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邓小平认为,要加强制度建设,使法治成为制度规定。他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为了切实保障人民民主,实现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利,就必须坚持依法治国,邓小平指出:“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

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系统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还把依法治国作为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内容。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江泽民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他认为,“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是我们党对治国方略的新提法和新认识,标志着国家治理理论的新提升。

随着十八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一步获得关注,也将得到更好地实施。习近平在《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

3.科教兴国、创新驱动、人才强国和文化强国战略

“科教兴国”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在关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战略问题上,邓小平指出“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明确把科教发展作为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先导,摆在中国发展战略的首位。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是教育”的核心思想,为“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邓小平及其之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科教兴国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战略决策得到了一贯的坚持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善于创新、勇于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开展革命和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实践中一直富于创新精神,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路,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走自己的路”,建立起社会主义新中国。邓小平结合新的社会主义实践,赋予实事求是以时代特征,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新时期全面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他带领党和国家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与实践、制度等诸多方面进行大胆的创新,创造性地建设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将创新驱动作为国家现代化的重大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是党和国家面对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任务和时代挑战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人才为本,依靠人才兴邦,坚定不移地走人才强国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关键是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文化强国战略,而且与时俱进地提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时代命题,他认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我们一定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帮助职工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增长新本领,拓展广大职工和劳动者成长成才空间,引导广大职工和劳动者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4.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建设提到历史的新高度,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国家治理能力,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进程。他强调,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习近平多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页。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适应新时代和新形势的要求,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投身实践,认真总结中国经验,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规律,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

四、十八大以来党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在出席会议和活动、会见接见外宾、主持党的重大会议时就国家治理等相关内容发表讲话。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明确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总体部署。习近平同志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等讲话中,进一步阐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的基本思想是新时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指导,准确把握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的基本思想和要求,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开始了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探索。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进入21世纪以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更加重视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21世纪初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理念。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党的十八大报告多处采用“治理”的概念,并且在治理国家的意义上进一步提出:“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等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新形势下的国家治理,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在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中,“治理”一词使用频率相当高,主要出现在如下几种语境中:

一是在重大国际会议或会见、接见国际组织领导人和外宾时,强调改革和构建新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和秩序,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发挥各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协商共治,从而为中国的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如2013年3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作的《携手合作,共同发展》主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

二是在党的重大会议中,提出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明确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全文共24次提到“治理”,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对新时期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全会决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他还曾明确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三是在出席会议活动中,从具体工作和具体方面对推进国家治理提出具体要求。如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2年11月30日,习近平同志在参加世界艾滋病日相关活动时指出,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扎扎实实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

从习近平关于“治理”的一系列相关讲话可以看出,习近平语境中的“治理”,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统治、管理和处理、整治,又是超越传统的现代意义上的治理。其“国家治理”理念的含义,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国家治理机制,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习近平关于“治理”的系列讲话,明确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建构了治理体系、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平台、治理目标等国家治理的基本架构,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要求。这一理念体现并丰富了党的国家治理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坚持和发展。

一是明确提出了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二是基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规定性,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三是明确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强调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习近平同志在《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205/c1024-19793282.html。

四是明确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五是明确了党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领导作用。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205/c1024-19793282.html。“改革开放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越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加强对改革重大问题调查研究提高全面深化改革决策科学性》,《人民日报》2013年7月25日第1版。

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和理念,在治理体系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统一,强调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在治理主体上,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地位的有机统一,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在治理方式上,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在治理平台上,强调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在治理目标上,坚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统一,强调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同时推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发挥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效能。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目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对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的同时,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习近平同志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等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治理机制等在内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整套制度体系,由根本层面的制度、基本层面的制度、具体层面的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组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二是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

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要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在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的基础上,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三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上,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与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类似,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要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参见习近平《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2014年2月17日,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4/0217/c64094-24384920.html。这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评判标准。

(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为了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习近平同志从多个方面作出具体部署并提出具体要求。

1.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重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是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治理机制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习近平:《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2014年2月17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2/17/c_119373758.htm。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我们在坚定制度自信的同时,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同志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习近平:《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2014年2月17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2/17/c_119373758.htm。

2.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发挥人民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主体作用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国家治理最根本的是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发展,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205/c1024-19793282.html。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对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具有重要意义。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拓宽民主管道,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党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同时,要进一步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基层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

3.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抓手,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积极发挥法治在改革和国家治理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发挥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作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同志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205/c1024-19793282.html。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是坚持依法治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是坚持依法办事。一是发挥法治在改革和国家治理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保障国家各项事业、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习近平强调:“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205/c1024-19793282.html。“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习近平:《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 蹄疾步稳务求实效》,2014年2月28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2/28/c_119558018.htm。二是发挥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作用。习近平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职责。”《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2013年2月25日,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3/0225/c64094-20583750.html。三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2013年12月31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31/c_118787463.htm。

4.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为关键,完善国家治理体制机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一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二是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三是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四是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和监管制度,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5.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奠定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基础

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如果说法律是较低层次的行为规范要求,那么道德则是较高层次的道德规范要求。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习近平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2014年2月25日,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4/0225/c64094-24463023.html。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6.以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前提,确保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政党是现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可以说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与政党的合法性紧密相连,政党合法性的丧失意味着政权合法性的丧失、国家政权的重建和政治动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前车可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的宣言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党,还是领导人民执政的党,是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决定着国家与社会的总体发展。党自身的建设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发挥好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不断出现乱局的地区和国家形成了鲜明对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习近平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人民日报》2013年10月30日第1版。“改革开放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越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加强对改革重大问题调查研究提高全面深化改革决策科学性》,《人民日报》2013年7月25日第1版。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积极发挥党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理念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根本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切为了人民”,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根本目的。为了实现中国梦,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要求、发展理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换句话说,也只有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中国梦的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不断满足民生新期待,就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如今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未来仍要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下真功、求实效。而“一切为了人民”这一核心理念有三方面内涵。

第一,把人民群众作为主体,一切依靠人民。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我们党的力量在人民,我们党的兴衰成败在人民,应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第二,把一切为了人民当作目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经济发展,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公平正义,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文化领域,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深化改革,必须尊重人民首创精神。

第三,把人民当作标准,坚持人民至上,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十八大以来,从推进脱贫攻坚、改善民生的务实举措,到深化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再到着力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环境、食品安全、住房、养老等突出问题,无不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价值追求。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4335万人,比2012年减少5564万人,平均每年减贫近1400万人。截至2016年底,城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基本实现应保尽保。截至2016年11月,全国共救助城乡低保对象6053.4万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城乡低保标准有所提高。

(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方略

2015年2月11日,在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喜迎新春联欢茶话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新的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梦想统一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进行新的长征。

1.“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发展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要全面发展。2020年,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如果应对不好,或者发生系统性风险、犯颠覆性错误,就会延误甚至中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确保决胜全面小康,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首要任务。

全面深化改革,着眼解决我们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机制弊端;全面依法治国,着眼促进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一“破”一“立”,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源源不断提供动力源泉和法治保障。

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和命脉。长期执政对党的考验是严峻的、全方位的,党面临的各种危险是现实的、紧迫的。只有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着力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证。

总体来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这是走向民族复兴的固本之道、破障之道、兴旺之道。2016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通过把握我国发展新特征确定的治国理政新方略,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抉择。

2.“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是总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相互促进、统筹联动,要协调贯彻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主要领域。“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过程中提出一系列新论断,深化了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认识,丰富了总体布局的内涵。”

“如果说‘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那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这棵大树上结出的丰硕果实。”“五位一体”构成“四个全面”的历史前提和战略基础,从这一历史前提出发,“四个全面”得以提出和展开;依据这一发展战略,“四个全面”紧紧围绕正确方向向前推进。协同推进“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的创新发展,是新形势下党治国理政的一大亮点。

(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理念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推动发展全局变革,力争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五大发展理念”,是在我国发展起来整体转型升级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继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基础上,根据当今中国实践发展新要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大国成为强国而提出的。发展理念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直接关乎发展成效乃至成败。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正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回答了中国当前最为紧迫的现实问题,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

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进入决胜阶段,越是接近目标的冲刺时刻,越需要客观审慎的态度与放眼长远的胸襟。当前的中国既有“发展的问题”,又有“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世界各国面临的共性问题也逐渐在中国出现。比如,生态环保问题,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不平衡的问题等,都需要正确处理。“要实现‘中国梦’,就要实现发展。那么,本着什么样的理念来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断探索着发展的规律。”无论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还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无论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还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五大发展理念标定出了中国发展的路径,深化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五大发展理念正是以现实问题为牵引,体现当前与长远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市场与政府的统一、对内与对外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五大发展理念,既是对过去国内外实践发展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也是为解决今天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经济下行压力而开出的药方,更是未来使中国由大国成为强国的发展之道。五大发展理念,关乎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基础、发展空间、发展目的等发展全局和根本,涉及当今我国发展的短板,引领着我国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是我国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水平。放眼中国未来,“五大发展理念就是要解决怎么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它不仅为实现全面小康,也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遵循”,五大发展理念将在中国现代化的“后半程”,为中国发展方式的变革、发展优势的厚植提供强劲动力。

(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引领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最核心的使命”,它是我们实现战略目标的思想保障和精神引领。他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自信的命题,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这向我们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当今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需要自信、也能够自信的时代了。之所以如此说,一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迫切需要;二是为应对外部环境的各种挑战;三是从我们自身看,仍有些人甚至包括一些党员干部,对中国的道路和制度缺乏信心,使得坚定“四个自信”成为必要。

“道路问题不能含糊,必须向全社会释放正确而又明确的信号。”“坚定‘四个自信’,才能把人民群众的思想真正统一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不可动摇的大目标上。”当今中国也到了一个能够自信的时代。何以自信?这来自对道路的坚定不移,对理论的持续创新,对制度的日臻完善,对文化的薪火相传。发展的实践与巨大成就,是我们能够自信的底气所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发展,让我们有资格自信,对我们的道路、制度、理论、文化保持自信,彰显出一种奋发昂扬的精神状态。”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用优异的发展成绩单,为其他国家探索和坚持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和自信。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始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上前进,将“自信”标注于实现中国梦的奋斗中,引领着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四个自信”彰显的是一种精神状态,坚定“四个自信”还要靠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

(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国际战略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擘画“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国外交,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理念,为人类对更好制度的探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充满东方智慧的中国主张,是习近平外交的关键词、高频词。在我国发展起来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大国成为强国的关键阶段,国际关系、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国关系进行着深刻调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也在发生变化。

客观来看,当前人类社会的大发展大变革伴随层出不穷的挑战和日益增多的风险,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国际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一些国家对我国围堵打压也日趋激烈。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世人对未来既期待又困惑。发展中的中国也遇到了很重要的问题:全球化向哪里去?中国共产党人把握住了时代主题与潮流并没有变,并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方案”,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意味着,中国不仅在国内治理方面取得进展,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联合国为舞台,通过对话协商,提出自己的方案。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也是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目标。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国际战略正在对世界产生积极效果。与人类历史上的“大国崛起”不同,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注入了一股正能量。从APEC(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北京会议到G20(Group of 20)杭州峰会,再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次次中国主场外交活动持续向全世界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正在努力为人类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习近平主席以大国战略思维,既在根本原则问题上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合作共赢、和平发展,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又积极主动作为,创造性提出以“正确义利观”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创造性提出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力求使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站到引领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全新高度。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对待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如何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推动世界发展,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思考的重要问题。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越来越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方式,成为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眼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不仅通过全球治理营造更加公平正义的全球秩序,为中国发展打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还向世界传递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思考,为中国梦连接世界梦建起坚实桥梁。中国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分享发展经验,共同走向现代化。这一倡议,也是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拓展,既造福于沿线国家,也有利于促进我们自身现代化。

(九)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保障

党的领导是我们实现目标的重要政治保证。要实现中国梦,最重要、最根本的条件就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因此,必须先把党的问题解决好,把党自身建设好。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习近平同志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关系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是关系党中央权威、关系全党团结和集中统一的大事,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大事。面对艰巨任务、复杂形势、各种挑战,全党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巩固,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从制定和落实八项规定入手,“打铁还需自身硬”“从高级领导干部做起”“抓好关键少数”,坚持思想建党、制度治党、文化强党紧密结合,相继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着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纯洁党内政治文化,管党治党取得新的明显成效、创造积累了新的经验。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问题导向,刀刃内向、自我革命。坚持管党治党、严字当头,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体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担当。

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先导,不忘初心,补足精神上的“钙”,从思想建设上全面从严治党。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用全党的共同理想取代各种潜规则,用先进的政党文化取代圈子文化,用纯洁的党内关系取代不正之风。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先进性和纯洁性进一步增强。全面从严治党,靠制度治党来保障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五年来,党完善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建党的刚性规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新的更高阶段向纵深发展。全面从严治党,始终牢记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正是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才使得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管党治党不仅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还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大的气力抓紧抓好。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执笔人:辛向阳、李紫娟、曾祥富、刘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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