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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的中国生涯
1926年初，上海给途经此地的阿班的第一印象是脏，还有贫穷。广州也许更糟，他从香港搭一艘旧式平底船，抵达广州的外国租界沙面岛时，一颗子弹从窗外射入，把他刚结识的一位苏格兰朋友的食指尖打飞，当时他俩正在船上餐厅里举着威士忌相互祝酒。玻璃酒杯爆开，鲜血滴在雪白的桌布上，而作为记者的阿班由此开始他15年的中国生涯。
彼时，距1861年广州法租界的开辟已有65年，满清王朝则在15年前终结，在一连串的倾轧与内斗中失势的革命者孙中山因病逝世将近一年，而他的追随者蒋介石正在筹划次年的北伐。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食髓知味后，日本从枪杆子的暴力逻辑中酝酿进一步的侵略……在此后的3年多时间内，阿班由一个向北美报业联盟供稿赚取“奴隶稿费”的人，一跃而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一个动荡的时代是中国的不幸，却成就了阿班这样的外国记者。
阿班1940年10月14日被迫离开上海时，日本刚和德、意签署了三国条约，孤立主义思想弥漫的美国尚未充分认识到轴心国的切己威胁，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举步维艰，而日本扶持的汪伪政权则在南京想取而代之。在香港等地做了短暂逗留后，阿班回到了美国。15年转瞬即逝了，他写了无数有关中国的优秀报道，在风云激荡的时代留下自己的记录与见证。
4年后，阿班出版了《我的中国岁月》（MyYearsInChina，1926-1941）。中译本的名字为《民国采访战：〈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回忆录》，强调了作者的职业身份。就如同一个金融家的回忆录，必然涉及自己在金融市场驰骋的历程，阿班的记者身份，也烙印在该书的每一个章节里。译者杨植峰称此书“讲的是美国式的新闻采访实践”，自有其道理，但又非十分贴切（例如，本书最后三节谈的是与新闻采写无甚关联的“美国的幻灭与沮丧”、“中国人的中国”和“战后并非万事太平”）。如果阿班的主旨是通过自身经历写美式新闻实践，本书将是另一面貌。
新闻采写是本书的一条线索，战争也是，中国也是。而循着译者的思路，我们亦可从阿班杂陈于各章节的信息碎片中，看到很多与新闻真实有关的基本命题。
“你我都知道哪些记者是收过贿赂的”
南京路上密密麻麻的行人都在抬头望天，坐在车里的阿班把头探出车窗，向上看见楼间的天缝正飞过一架银色飞机。他把脑袋缩回车里，继续享受香烟。炸弹稍后就击中了路面。阿班感觉耳膜和血管都被摧毁了，瘫坐在车里，足有近两分钟动弹不得，只知道大楼的碎片如雨而下，击打着车顶。
这是1937年8月23日的上海，正在南京路永安百货公司大楼内订购望远镜的阿班同事比林汉身受重伤，爬到了阿班的车上。阿班驱车拉着比林汉开始寻求救援……
美国合众社驻沪记者在随后的一篇报道中，“谎称自己到过爆炸现场”，亲眼看见阿班尽管伤势严重，却仍然背负着伤势更为严重的比林汉，在南京路上踉踉跄跄地前行。阿班在《民国采访战》中揶揄说，“对此，或许我应该引为自豪，不该愤怒。但报道实在太离谱，要知道，比林汉体重高达一百九十磅，整整比我重了四十磅。”
美国合众社记者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阿班眼里全世界最为腐败的日本和法国新闻界了。阿班甚至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外国记者总部沈阳大和饭店是“世上最大的谣言工厂”，他写道，“有些报纸只求耸人听闻，旗下的记者便依法炮制，搞得其他记者要忙于替他们辟谣。一些贩卖轰动传闻者，平时只游走于大和饭店的酒吧与沈阳总会间，却在报道中捏造随日本人奔赴前线，冒着零下四十摄氏度严寒置身战壕中，同士兵一起挨饿。”
混乱的中国汇聚了大批外国记者，他们的操守和报道质量一样良莠不齐，这给各国政府试图用金钱影响记者报道的行为以可施展的空间。阿班就曾遭遇过日本驻华武官助手高桥少佐的贿赂，阿班当时气得声音发抖：“你我都知道哪些记者是收过贿赂的。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知道谁是受贿的，他们写的东西，就再也没人看、没人信了。”认真的阿班把此事上报美国当局及《纽约时报》总部，并亲见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要求调查并道歉。
曾经，阿班也面临一份诱惑，张作霖想请他当公关经理兼外事顾问。他跑去找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商量。“我不会表示反对。”马慕瑞说，“不过……你在做出决定前，要多看多想。眼前是场东方式的狗咬狗的斗争。而有些外国记者，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收了其中一方的钱，为其张目。你可以去看看这些人的地位怎样。”
阿班那时正在失业状态，但他推掉了张作霖的邀请。有所为，有所不为，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记者。
倾向性报道惹来非议
对阿班而言，坚守记者的廉洁似乎不成问题。一度困扰他的是记者报道的中立与公正性问题。阿班刚刚加盟《纽约时报》，就收到代理总编关于新闻操作的几条指示，其中一条是：避免对事实做评论，因为“这是社论版的工作”。但阿班的报道似乎未能遵守这一点。以他随后对山东大饥荒的报道为例，阿班在书中说：“我在发往时报的报道中指出，用美国的钱来赈济山东的饥荒，无异于资助这个恶棍（张宗昌），为他的恐怖统治张目。我写道，若灾难不能获救，山东人民很可能就揭竿而起，将他赶走……”这篇报道获得总部肯定，阿班每周被加薪十美元。
不要对这种乖离感到奇怪。美国彼时就是新闻最为客观公正的国度之一，《纽约时报》至今仍是世上最具公信力的媒体之一，这是事实。但同样是事实的是，美国媒体在报道国际问题时，远不如报道本国问题时克制和零度情感。
阿班的倾向性报道，也使他遭致诸多批评。他自己亦表示，“过去的一年多，我从华北发出的新闻，与时报驻上海记者发出的新闻，在基调及观点上，存有显著差异。我们两人对于中国局势及前途的看法，必有一个是错的，这一点已是彰显无遗了。时报刊登从同一个国家发来的两组报道，却如此相左，不免显得有些荒谬。”
结果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向美国政府要求驱逐阿班出境后数日，《纽约时报》驻上海的记者被调回，阿班则获得了总部的信赖，坐镇上海，负责有关中国的所有新闻。在各种非议面前，《纽约时报》显然要一路挺阿班到底。
按阿班的说法，那个时候，英国人和日本人对他友好到了极点，而中国人中，除“胡适和林语堂等少数超然政治者”之外，总体而言难以亲近。美国人则有些敌视他，有些试着与他友好。《纽约时报》收到上百封指控阿班的驻华美国人信件，就连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情报处的负责人，也命令手下不许给阿班新闻稿，并公然说阿班可能领了日本人的津贴。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布里斯托尔更是斥阿班为流氓，他支持南京政府把阿班驱逐出境的主张。
阿班对关于他的新闻稿充满偏见、不公、恶意及不真实的批评一概不以为然。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他，问题出在哪？
单一且偏颇信息源的传声筒？
也许阿班对中国时局的走向判断是有洞察力的，从《民国采访战》很容易看出这一点。但看完《民国采访战》，我的困惑仍是，在战争时期，且信息源严重偏颇的情况下，采写有倾向性的报道，他如何做到真实和正确？
在1931年写给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的信中，阿班解释说，在1930年9月前，因南京国民政府一直禁止向他透露信息，他报道中正式的中方消息来源，与南京国民政府并非一致。他当时在华北居住并工作，采写的稿子自然反映了挑起内战的华北领导人的情绪。但阿班坚称：“1930年的惨斗（中原大战），充分证明了我对局势的报道既真实，又忠实。”
在《纽约时报》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的过程中，阿班的这种坚持可以理解。但在写作此书的1943年，仍未对自己当年的报道有任何反思，则令人不可理解。阿班当年采用单一信息源的诸多报道，难道仅是透露阎锡山、冯玉祥等人与蒋介石有矛盾并可能发生战争这样的事实么？从常理推断，显然不是。
阿班在书中亦提到，与中国官员相反，日本官员一见有新闻，便设法让他知道，因为那时日本的间谍及特工已遍布中国，常能收集到南京试图压制的消息，他得以到手许多重大的独家新闻。他会仔细核实信息源，“1937年前，试图以假新闻蒙骗我，从而损中国以利日本的事，只发生过两起。”
阿班说，他并没有因为南京政府的封杀和日本官员的配合而“狂热反华并狂热亲日，实在是值得惊叹的”。可为什么连很多驻华美国人都认为他的报道亲日呢？阿班简短的自我辩解并非有力。阿班早期的立场也影响到《纽约时报》的社论，如日本原外务大臣松冈所说，“多年来，《纽约时报》的社论对日本一直很公平，常常为日本的政策说话。但从1932年年初开始，时报社论就开始严厉批评日本了”。奇怪的是，阿班就松冈此话发挥道：“坦率说，时报的远东问题社论确实一贯公正，也依法论事，即使在日本侵略满洲的那几个月亦如此。”但我的理解是，对阿班早期报道亲日的指控是正确的。
日本政府和军方选择发布什么信息，隐藏什么信息，当然不会是为了“新闻自由”的理念，看看侵华时期最腐败的日本媒体界所受到的新闻审查之严厉就知道了。在战争年代，信息的传布也是一种战术。概言之，南京国民政府谴责阿班、日本武官助理试图贿赂阿班、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剪去日军击沉美国帕奈号军舰影片的关键部分，以及阿班在报道中隐去三浦少将企图夺下上海公共租界的关键内情……都是因为，媒体事实上已是影响时局发展的重要力量。由此，记者成为单一且偏颇信息源的传声筒，自有值得反省的必要。
整体上，我认同《纽约时报》及其驻华首席记者阿班在民国时期的报道中表现出色，但阿班回忆录可能过于强调了自己正确的一面。杨植峰译者序中的某些论断，似乎也是过于溢美了。大抵一个人的回忆录是不可全信的，常会有意无意忽略、遮蔽很多信息。但无论如何，阿班在古老中国的传奇采访经历、他新闻实战中的长袖善舞以及他对新闻真实等问题的见解，都是值得我们仔细思考的。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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